10　社会过程心理学

“小世界”问题  。如果学生们每人收到教授的一封亲笔信，委托他们将这封信转交给某个人，而这人住在500公里以外的一个学生们从未去过的城市，那么，学生们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呢？信封上只有收信人的名字、地址和职业。但是，学生们不得直接通过邮局将信寄给收信人，只允许通过朋友或本人叫得出名字的熟人——当然也不得通过邮局——传递。这封信必须在一个人一个人之间“漫游”，最后到达“目的人”手里。这封信要经过多少人的手才能最终到达预定的收信人手里呢？

斯塔利·米尔格拉姆是因研究服从命令而闻名天下的心理学家（见第390页及以下1页），他为了回答上述问题而进行了专门研究，并且说明，收信人——住在美国——距离信件的第一个传递人2400公里，而且属于不同的种族。（Milgram，1967；Korte  ＆  Milgram，1970）按照所说的传递规则，信件传递的成功率如何呢？令人意外的是，五分之一的信件都到达了目的地。信件通过个人的朋友和熟人传递多半都会取得成功。信件传递通常只需要七个人，在他们的帮助下可以使两个互不相识的人（第一个发信人和最后一个收信人）取得联系。人们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小世界（smallworld）。米尔格拉姆的结论能说明什么呢？

本章概览  。每一个人都处在一张社会的关系网中，通过这张网认识很多人，其中一些人成为朋友，其他更多的人则是熟人；而这些人又认识其他的人。很明显，每个人只需要通过七个社会“环节”就可以与成千上万人取得联系。但是，这些联系是如何建立的呢？社会心理学家解释说，这首先取决于社会的感觉，偶遇以后是希望进一步发展关系还是保持距离。一个人在与人实际接触之前即已形成的态度，也是能否形成实际的社会交往关系，与一个男人／女人的交往是否会产生好感、友谊抑或爱情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社会关系是怎样形成的，它在社会情感方面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个人的特征如何决定社会的交往过程，这些问题将在下面予以详细描述。



10.1　社会的感觉


社会感觉是理解他人的过程  。白天去大城市繁华的商业街，人们会看到很多人，对他们的相貌大多只是一瞥而过，因而只看到一个大概。但是放眼看去，就会看到别样的情景：人们与一个人或几个人是直接互相接触的，比如，一个行人走过来请求帮忙（“您可以把这张纸币换成硬币吗？”），或者你在观望某个行人，想问他一个问题（比如：“您能告诉我附近哪里有邮局吗？”）。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人们都想很快地找到可能的或实际的接触对象。进化心理学家认为，判断他人的能力很可能是人类遗传的一部分。如果人类能够迅速而有效地识别，哪些人可以成为朋友，哪些人可能成为敌人，谁值得信任，谁不应该信任，谁可以帮助自己，谁充满恶意，那么可以大大增加生存的机会。人类在生活的初期，都是以小群体生活的，每个群体大约只有40－100人。（Flohr，1987）为了能够生存，他们当时根据规定，可以信赖自己的群体，能被自己所属群体的其他成员所接受。相反，人们认为不认识的人始终是危险的，他们会危及食物储备和自己的生命。（Barkow，1980）能够迅速了解他们和他们可能的意图，无疑是一个生存的优势。

构思给一个人画像，可以比作侦探侦查犯罪事实的工作  。侦探寻找罪犯可能留下的蛛丝马迹，有时还需要询问证人，以便从所有单个的信息中获得犯罪过程的全貌，找出犯罪嫌疑人。同侦探一样，人们在印象形成的过程中阐释用词和行为，以便将这些信息拼合成尽可能协调的整体。

社会感知过程的质量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对他人的印象，在多数情况下能促成社会交往的没有矛盾的过程，由此可见，印象不可能都是错误的。社会感知过程真的能够有效地形成印象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纳利尼·阿姆巴迪和罗伯特·罗森塔尔拍摄了13个优秀女大学生助教上课的过程。（Ambady  ＆  Rosenthal，1993）然后，两位研究人员分别从片子的开头、中间和结尾剪下各10秒钟的镜头。接着再将剪辑的片子放给其他学生看，请他们就这13个他们不直接认识的“女老师”的自信性、主动性、社会情感等方面作出评价。根据总共30秒的教学工作所作出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符合自始至终在班上参加听课的学员作出的一般评价。因此，只需很短时间的观察就足以获得对他人的比较准确的印象。

怎样才能比较快捷和准确地对他人作出评价呢？长期以来，许多社会心理学家认为，理解他人的过程，同对物理事件的感知过程是一致的。但是，近年来，社会心理学家日益频繁地动用那个认知心理学家在记忆研究中使用过的公式化概念。（见第287页）当然，首先必须收集关于一个人的信息，并加以整理，以便将他“归类”，然后找出适合他的公式。



10.1.1　社会公式及其功能


早在第六章就已经指出，根据认知心理学家的看法，人类关于某一事实的知识是经过分门别类、以抽象的形式加以存储的。比如存在“凳子公式”、“书籍公式”和“餐馆公式”，同样，社会心理学家以社会公式的存在为出发点。怎样感知他人，社会公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同某人经过多次交往后形成的认识，被称为个人公式。在第一次接触时，人们以从间接观察获得的信息中得到的公式为导向；这种公式被称为程式。程式对第一印象的形成起很大作用。

程式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会遇到很多以前从未见过的人。尽管如此还有这样的情况：对一个人保持亲近还是疏远，需要在短时间内作出决定。那么，根据什么作出这样的决定呢？

启动自我体验

请您设想一下，您登上一辆公交车（比如地铁、城铁和公共汽车），发现有很多空位。如果您想坐下，那您无论如何得与某个陌生人坐得很近。在您作出决定之前，会注意哪些外部特征？您作出一个决定需要多长时间？您估计那个坐在您旁边的人是什么身份，根据您的判断，其他那些您不愿意坐在旁边共度旅程的人，又有哪些特征呢？

用公式化目标对他人进行分类  。一个人开始与完全陌生的人进行社会交往时，首先要非常快速地将其“分类”，以便“选择”适合他们的公式；从其他的信息中可以提取这样的公式。

注意表面特征  。一个人与他人初次见面，多半会注意容易观察到的一些表面的身体上的和非语言的特征。（Park，1986）比如，人们很可能首先关注对方的性别，判断他的年纪，注意他的肤色、穿着、姿态等等。这种对表面特征的观察和加工是无师自通的，因此，这一有根有据的过程可以迅速地、自动地完成，而人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Fiske  ＆  Neuberg，1990）根据这些观察到的信息就可以将人进行分类，这种分类被称为“社会分类”：比如，将一个人归入“女人”、“青年”、“手工业者”、“犹太人”、“亚洲人”或者“老人”这样的社会类别。因此，比如人们在登上公交车，寻找一个适当的座位时，就会“询问”自己的公式，“士兵”、“黑人”和“朋克”哪个是自己合适的座伴。

印象形成的过程通常不是与将人们分门别类同时完成的。与每次分类相联系的是对已经归类的人的个性特征，还有能力和动机等方面的认识。这样的认识主要不是基于个人的经验，而是舶来品，因而就是公式。（Hil‐ton  ＆  vonHippel，1996）

公式使思维简单化  。美国记者沃尔特·李普曼特别强调“公式”这个概念。（WalterLippman，1922）他是从当时仍然浇铸入模的活字印刷术推导出这个概念的。根据这个观点，人也具有认知形式，即预先完成的想象图，这种想象图可以移植到作为某个特征的载体被归入这个类别的每一个人身上。如果只遇到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就是这些特征的载体，比如她具有女性的特征，因此她就被归入“女人”一类，前提是“选择”合适的公式——“女人”，将其内容“浇铸”到眼前的人身上。

比如将一个人归入“女人”一类以后，那么就可以根据流行的公式赋予其以下特征：美丽可爱、善解人意、热情大方、多愁善感或低三下四。（Williams  ＆  Best，1990）而根据性别公式推断是一个男人，他的特征也许是争强好胜、支配一切、强壮有力、专横跋扈或特立独行。“公式是赋予某些社会集团成员的可被感知或假定的特征。个体通过公式，主要是根据明显的特征，将另一个个体归类，并赋予其大多不太贴切的特征。”（Ludwig，1991）人们一旦选择了一个公式，那么他首先对这个公式，而不是对眼前（尚不熟悉的）这个特殊人物的特征作出反应。因此，公式允许它的载体走认知的捷径，以便消化吸收社会各界的大量信息。由于将别人公式化只需耗费很少的精力，所以毫不奇怪，人们在这种情况下特别偏爱动用现成的公式，试图通过这样的公式获得第一个总体印象，特别是在非常忙碌、没有时间的时候（Gilbert  ＆  Hixon，1991；Pratto  ＆  Bargh，1991），在喝醉酒的时候（vonHippel  et  al，1995），或者在认知疲劳的时候。（Bodenhausen，1990）

对社会各界的简化的感知  。人们通过自己的外表、言谈、姿态和表情所表达的信息量是巨大的。如果感知者对这么纷繁复杂的信息不会整理，不具备处理这些信息的认知的简便法则（启发式）（见第328页），他就会陷入混乱。（Gilbert  ＆  Hixon，1991）所有的公式都是如此，同样，公式也能使人简化对复杂世界的感知。公式体现的是被归入一个类别的所有人的共性，而不用寻找某个人的特性和个性；如果以公式为导向，那么就会犯过分普遍化的错误：“女人是多愁善感的”，“意大利人容易冲动，充满激情和生活乐趣”，“失业者都是懒鬼”。但是，分类又会缩小一个群体内部的个体间的差别，同时也会缩小类别之间的差异。（Miller  ＆  Prentice，1999；Stangor  ＆  Lange，1994）

快速而自动地将别人归入“我们群体”和“他人群体”  。人们可能只根据公式去评判初次见面的人，或者相反，努力去了解他的全貌。选择什么方法去了解他人的全貌，还取决于这个人公认为属于“我们群体”还是“他人群体”。人们对之认同、有归属感的群体，被称为“我们群体”；比如说“我的祖国”、“我的宗教”、“我的”或“我们的运动俱乐部”、“我的”或“我们的公司”，表达的就是这种“我们群体”的归属感。不属于我们群体的人，被称为他人群体；人们脱离他人群体，不认同其目标，称他们为“他人”。

进化心理学家认为，人类本能地区分敌友（“自己人”和“外人”）的倾向，可能早在人类发展中就作为适应性优势表现出来。在乘坐城铁的时候，人们可能不愿意坐在一个不是“自己人”的人旁边。原因在于对我们群体和他人群体的成员的不同评价。

自我公式和异己公式  。我们群体的成员都会遇到善意的目光，这体现为附带很多正面特征的自我公式。人们将异己公式强加给他人群体的成员，并赋予他们很多负面特征，认为他人群体内部的成员都是一个样：只要说到“他人”时，就会说“他们都是一个样！”，而只要说到“我们的人”，就会说得事无巨细。当然，我们群体的成员对于个性化的倾向在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比在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在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一个群体的和谐会得到非常尊重，因此亚洲人更注意我们群体内部的和谐一致。（Páez  et  al，1998）人们将这种在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明显存在的、认为他人群体的成员比属于“我们的”人相互之间更相似的倾向，称为奥斯特朗和塞蒂基德所说的“他人群体同质性效应”（英语：outgrouphomogeneity  effect）。（Ostrom  ＆  Sedikides，1992）

公式是社会适应过程的诱因  。借助于社会分类法和他人群体同质性效应可以说明，究竟怎样去了解别人。但是，公式也能对感知过程产生影响。也就是说，从公式中可以推导出预期，创造一定的社会条件就可以使他人适应这种预期；这个适应过程是通过自我可以实现的预言和公式威胁完成的。

公式对感知和记忆的影响  。大约在20世纪中叶，美国的白人对黑人采用的是非常负面的公式。戈登·奥尔波特和莱奥·波斯特曼给白人测试对象看插图10.1所示的图片，图片描写的是一节地铁车厢中的乘客。（All‐port  ＆  Postman，1947）从图上可以看到一个穿西服的黑人和一个手拿剃须刀的白人。在实验过程中，一个测试对象可以短时间观看这张图片，然后向另外一个没有看过图片的人“尽可能详细地”描述这幅图的内容。第二个测试对象必须将听到的内容口述给第三个人，依次类推，直到转述到第七个人才告结束。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感兴趣的是，人口相传的图片内容是否发生了变化，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插图10.1　戈登·奥尔波特和莱奥·波斯特曼为研究负面公式怎样改变感知这个问题而提供的图样。

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发现，通过转述，图片的内容完全走了样。因此，在实验进行到多一半时，最后一个测试对象所听到的是，那个黑人乘客，而不是白人乘客手里拿着剃须刀，在有些转述中甚至说，那个黑人拿着刀子作为武器，摆出威胁的架势。在很多实验中，所转述的内容归根结底与当时流行的公式相一致，但是与所展示的图片内容相矛盾。这个至少被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的测试对象当作标准的公式，极有可能使人作出决定：远离那个黑人乘客。这两位研究人员当时公布的结论如今已多次得到证实。

例子

苏珊·菲斯克在一项实验中放映一部描述一个女人的电影，菲斯克向一部分测试对象介绍说，这个女人是服务员，向其他的人介绍说，这个女人是图书管理员。（Fiske，1998）在影片中，这个女人有一系列活动：比如听古典音乐、喝啤酒、看电视、和她的丈夫调情以及吃巧克力生日蛋糕。当后来请测试对象凭记忆复述看到的活动内容时，才发现，测试对象在回忆的时候也是以公式为导向的：当测试对象认为自己看到的是服务员时，他们记得的多是同这种服务工作密切相关的活动，比如喝啤酒等；而在认为看到的是图书馆员时，听古典音乐就成了被记得最清晰的活动。

公式的一项功能就是优先关注那些与公式的内容相一致的信息。关于确认偏差的影响前面已经指出（见第329页及以下1页），由于这种确认偏差，感知者首先提出那些能够证实自己现有知识的问题，而忽视那些没有把握的问题。可见，在人的感知中就存在这样一种倾向：曲解周围环境中的事实和事件，使其与公式相一致。但是，公式不仅对感知过程产生影响，而且还能以复杂的方式带来这样的结果：真正实现以公式为依据的预期。

自我实现的预言  。由于公式而产生预期，而这种预期还表现为行为方式。马克·斯奈德及同事在一项经典研究中，请原来互不相识的男人和女人进入不同的房间，让他们在那里彼此打电话。（Snyder  et  al，1977）在通话开始前给男人们看各自通话女伴的照片：给一半男人看的是漂亮女性的照片，给另一半男人看的则是不那么有吸引力的女性照片。女人说的话都被录了音，以便她们接着可以复述给独立的评判人听。这些评判人既不认识这些女人，也不知道有她们的照片。结果表明，评判人认为温和、友好的女人，正是她们的谈话男伴认为印象深刻、有吸引力的女性，而那些被认为不那么温和与友好的、与男伴通话的女性，就是男伴在照片上看到的“难看”的女人。这一结果表明，以为在与有魅力的女人通话的男人，在提出问题和对各自通话伙伴的话语作出的反应方面，总的来说也许好于那些认为在同没有吸引力的女人通话的男人。可见，女人们的反应友好与否，也取决于自己男性通话伙伴的言谈。显而易见，男人们通过预期作出了能够自我实现的预言，并且通过这种预言对女人的行为产生影响。在教室里通过观察可以揭示自我实现的预言带来的令人难忘的结果，信息框10.1将介绍其中的几个例子。

信息框10.1

老师会区别对待“聪明的”和“愚笨的”学生吗  ？

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罗森塔尔生于德国，1933年移居美国，他早在博士论文中就提请人们注意：实验者的预期可能对实验结果产生影响。罗森塔尔后来回忆说，很可能“我在无意中以某种方式影响了他们，使他们按照我对他们的期望行事。我在博士论文中虽然没有证明这一点，但这是一种有待解决的假说。”（Rosenthal，1991）后来，这一假说在他与学生一起进行的、要求学生安排、实施和利用实验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

此外，罗森塔尔还让学生做动物实验，要求他们在五天内观察老鼠如何学习避开迷宫中的岔路，尽快地到达有食物作为酬劳的目的地。罗森塔尔在实验开始时对其中一半年轻的实验者（其实是扮演测试对象的角色）说，为他们挑选的都是“聪明的”老鼠，它们都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他对另一半测试对象则说，他们用来实验的都是“愚笨的”老鼠，一看就知道不会取得太好的学习成绩。其实这两组老鼠是没有区别的；因为所有的老鼠都是罗森塔尔随机挑选的。（Rosenthal  ＆  Fode，1963）

随后对实验记录的研究表明，负责用“聪明的”老鼠做实验的学生在全部五天中记录的学习成绩，都好于那些用“愚笨的”老鼠做实验的学生所作的记录。这种在年轻的“实验者”心中激发的预期肯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各自的实验结果。而这种预期的结果显然就是区别对待老鼠。比如，询问那些以为是用聪明老鼠做实验的“实验者”，他们回答说，他们对待老鼠越来越温柔。从此开始了“预期效应”的讨论。罗森塔尔得出结论说，如果实验者仅仅通过自己的预期就能改变这些啮齿类动物的学习行为，那么，教师的预期影响学生的成绩也是可能的。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插图10.2　罗森塔尔告诉一些学生他们实验的老鼠“非常聪明”，从而激发他们（并不正确的）预期，而告诉另一些学生他们的老鼠“非常愚笨”。最后那些想象中的“聪明”老鼠果真比“愚笨”老鼠取得了更好的学习成绩。仔细的测验表明，“实验者”不自觉地根据自己的不同预期对待老鼠。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罗森塔尔和一位女同事一起访问了一所小学，以便在几个年级进行测试。（Rosenthal  ＆  Jacobson，1968）他们对老师们说，测试结果可以说明学生们将来的成绩。研究人员很快回来，告诉各个年级的老师，根据测试结果，一些（实际上随机挑选的）学生将来有望取得好成绩。学年末罗森塔尔再次进行了测试，这时他发现，他原本随机挑选的学生，主要是低年级的学生，与其他同学相比真的取得了相对大的进步。罗森塔尔证明的预期对行为的影响也以皮格马利翁效应闻名于世。（根据希腊神话传说，皮格马利翁是一位艺术家，爱上了自己雕刻的美女雕像，应他的请求，女神阿芙罗狄蒂赋予雕像以生命。）后来的研究证明，老师们对待那些自己寄予较高期望的学生，往往不同于那些期望较低的学生。比如，能力较强的学生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和表扬；而且老师在与他们的交往中营造更为温暖的社会情感氛围。此外老师经常请这样的学生回答问题，因而有更多回答问题的机会；如果他们回答不了，老师也宁愿换一种方法提问，而那些能力相对较差的学生就没有这种待遇了。（Jussim，1989；Jussim  et  al，1996；Rauden‐bush，1984）在父母和孩子、医生和患者以及雇主和雇员之间也存在皮格马利翁效应。（McNatt，2000）

公式威胁  。根据罗森塔尔的研究，拥有较高社会权力的人（比如老师）可以向社会权力较小的人（比如学生）表达能推导出预期的公式信念，以致让他们实现这样的信念。克劳德·斯蒂勒注意到，还有可能实现以公式为基础的预期。（ClaudeSteele，1977）一些黑人和白人大学生被某所精英大学录取，这已经证明他们非常优秀。他们应邀参加斯蒂勒主持的一项非常困难的语言测试。在开始回答问题以前，斯蒂勒对一半参加者说，他想测试他们的智力能力，而告诉另一半参加者说，需要回答的问题同智力能力没有任何关系。对结果的分析表明，如果学生们按照斯蒂勒所说的这是智力能力测试的说法回答问题，那么黑人学生的成绩明显不如白人学生。相反，他们如果认为这一测试同智力能力无关，那么，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之间的成绩就没有多少差异。（Steele  ＆  Aronson，1995）怎么解释只有黑人大学生对这样的预示——自己参加智力测试，成绩一定不会太好——作出反应呢？为什么当这些黑人知道测试同智力没有关系时，他们的成绩就会好得多呢？斯蒂勒回答说，成绩受到影响是由于“公式威胁”（英语：stereotype  threat）。

某个群体的成员如果有这样的印象：有人将要根据不利于自己群体、却被普遍公认的公式对他或她作出评价，那么就存在公式威胁。尽管斯蒂勒选择精英大学生作为测试对象，但是其中一半是黑人，而很多世代以来，公式都证明黑人的智力比较低。但是，只有一个原因影响成绩，那就是黑人大学生在临考前想起了这个公式。还有一些研究已经表明，一个人的成绩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考试时想起的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公式。

例子
玛格丽特·施和同事们挑选一些亚洲女大学生，让她们解答数学题。（Shih，Pittinsky  ＆  Ambady，1999）其中一组在测试开始前要回答一些问题，让她们记住自己是亚洲人，并想起亚洲人的数学能力高于一般水平这个公式。结果这组女生的成绩真的好于其他在开始时未被提醒自己是亚洲人的女生。其他问题是要亚洲女生在数学考试开始前想起自己是女性，从而想起女性在数学方面比较差这个公式。在这种条件下，这些年轻的测试对象所取得的成绩不如那些在测试前没有被提醒自己是女性的学生。

如在考试过程中，考生想起负面的、可应用于自己的公式，就会影响成绩，这一点该如何解释呢？约翰奈斯·凯勒就这个问题回答说，这是遇到公式威胁时采取的一种策略，这样可以防止产生消极的成绩预期。（Kel‐ler，2002）考生可能心里想：“如果我考得不理想，那都是我的种族（我的性别）和我本人的错。”可见，人们一旦援引负面的公式，这种公式就会使人不寒而栗，就会担心自己的成绩得到与这个公式相关的预期的证实。这样引起的恐惧（“焦虑”）和紧张接着就会真的对认知过程产生负面影响。（Osborne，2001；Quinn  ＆  Spencer，2001）成绩差反过来又会得到这个公式的证实。值得注意的是，能力和动机很强的学生与那些能力和动机比较弱的学生相比，受这种公式的影响往往更大。（Wheeler  ＆  Petty，2001）对于特别优秀的学生来说，“成绩”是他们的自我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们与那些不那么看重大学（中学）考试成绩的人更加看重源自公式的威胁。“女性没有数学天赋”这个公式也是如此：一个女人越是认同自己的女性角色，她就越容易受到公式威胁的伤害。（Schmader，2002）

人们在反复成为公式威胁的受害者以后，就会慢慢改变自我设计：学业成绩不再能长期损害自我价值感。相反，一个抵御恐惧的策略就是，不再去“认同”那个目标，即成为那个成绩最好的人；这种“不认同”的后果是，成绩确实会下降。（Aronson  et  al，2002）

是否可能避免或至少降低负面威胁所造成的糟糕影响呢？这个问题事实上早有回答。比如，约翰奈斯·凯勒发现，他在说明考试的公平性，即明确说明所进行的数学考试没有性别差异以后，10年级的男女生之间在数学成绩方面的性别差异减少或消失了。（Keller，2002）年纪较大的人情况也是如此，他们遵循的公式是，记忆力很差，经常忘事。但是，如果在记忆测试前提醒老年人，老人有智慧，那么，他们能取得很好的记忆成绩。（Levy，1996）儿孙们看到祖辈失去记忆，他们应该进行自我批评，考虑一下是否是自己的过错。

如果认为很好地了解他人——哪怕属于他人群体的人——对于自己的目标非常重要，那么，就不会仅限于通过分类和公式化去了解他人。（Fiske  ＆  Taylor，1991；Macrae  ＆  Bodenhausen，2000）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的是，自觉竭尽全力去认识这样的人的特点，得到关于他们的尽可能好的印象。（Fiske，1993）对于那些对自己具有或者能够具有特别意义的人，人们极有可能去收集尽可能多的、可以归纳为个人公式的信息。

个人公式

在作出行为预言方面尽可能提高准确率  。在同他人交往的基础上形成可以归纳为个人公式的认识。个人公式涉及一定的已经有了较多接触的人：母亲、父亲、兄弟姐妹、老师、朋友、领导或同事。对于可能已经认识很长时间的人——比如自己的配偶或生活伴侣的行为——人们可以根据各方面的经验作出尽可能准确的预言：可以非常有把握地知道，他或她会对新环境作出怎样的反应。

面对改变个人公式的阻力  。个人公式应当可靠，它能为人们同某些重要的人物建立联系提供可能，甚至能避免同他们发生不愉快的矛盾。如果这些人有“与其不相应的”，同时也有违长期经验的行为方式，那么，人们首先不太想到改变与这些人有关的个人公式。如果一个被认为一贯“非常可靠”和“非常守时”的女朋友某天迟到或无故没有赴约，那么，人们首先会认可这种暂时的（“可变的”）状况，并不会直接追究她应负的（“外部的”）责任，以便不改变——至少暂时不改变关于她的个人公式。可见，人们只有以个人公式为依据的预期反复并以非常突兀的方式落空以后，才会质疑并考虑改变个人公式的内容。这一点说明，归因（Kausalattribuierungen）在社会感知中也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10.1.2　个人感觉过程中的归因


人们不只是要争取得到关于别人的印象，人们都知道，与自己交往的人说的话语所包含的意思，这一点很重要，往往关系到双方能否继续交往。比如，当一个年轻男子恭维一个年轻女子的美貌时，她也许就会问，他说的话是真的，还是为了创造条件，让她满足自己的要求；当一个男子受到一个女子的戏弄时，他也许就会设法打听，她是真的对自己有好感，还是在开自己的玩笑。在这两种情况下，只有采用归因的方法才能解释清楚。

通过实验证明非人领域的归因  。在对观察到的事物进行归因时，人的倾向是多么明显，比利时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米乔特为此做了实验，这项实验使用的材料非常简单，而且很容易重复。（Michotte，1954）他使用一块硬纸板，在上面画上黑、灰两道线。（见插图10.3）然后将硬纸板垂直挂在一根轴上，用一个事先准备好的罩子罩上；人们只能看到一条水平的缝隙——在插图中为虚线。当人们透过缝隙往里看，只能看到一截硬纸板；因此，观察者只能看到灰色的或黑色的方块。慢慢绕轴转动硬纸板，观察者就能看到，方块沿着水平方向来回摆动。

只要慢慢而匀速地转动硬纸板，就可看到A（黑色方块）似乎在向B（灰色方块）移动，最后在B处短暂停留。观察者随即就能看到，B在运动。只要A的接近速度快于后面B的运动速度，那么，看上去B的移动仿佛是A引起的；米乔特的一些测试对象在解释自己的感受时说，B可能对A很生气。相反，如果A慢慢接近，B快速离开，那么，测试对象就解释说，B的移动是本能的逃避，可能是由于害怕A而逃避。观察者主要是根据A和B之间的短暂接触得到这些印象的。相反，如果A和B接触的时间长一些，那么，观察者就把所看到的东西解释为两者之间暂时的协调，但是两者在交往的过程中总归会闹翻，最后分道扬镳。


插图10.3　左图：硬纸板图示。硬纸板可以转动，通过水平的缝隙可以看到一截硬纸板。同时可以看到两个方块，这两个方块相继接近又彼此分开。（右图）

考虑到归因是更好地理解行为方式的前提  。奥地利心理学家弗里茨·海德第一个指出，如果社会心理学家不注意观察者们将哪些原因归于人的行为，那么，他们只能非常有限地理解这种行为。比如一桩婚姻陷入危机，能否持续下去，完全取决于夫妻双方的解释（即归因）。（Heider，1946；1958）如果妻子发现丈夫日渐冷落自己，她就会这样想，他是否不爱自己了，或者是否工作太忙，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陪伴自己了。如果妻子将丈夫的行为归因于越来越不爱她，那么她就很可能不会再努力去维持这种婚姻关系，而她“工作太忙”这种解释是可信的，那就另当别论。（Bradbury  ＆  Fincham，1988）

海德确信，所有人都在忙于自己的日常工作，像“天真的”心理学家那样行事，以便能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使人预知自己的行为。归因理论的内容是，“路人”运用什么规则，将观察到的（自己的和他人的）行为归于一种或多种原因；每次得到的（准确的或不准确的）解释对后续行为产生多么不利的影响。可见，人们之所以要进行归因，因为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想理解自己的经验。人们还想解释自己和他人的行为，以便决定对别人的行为作出何种反应。毫无疑问，人们对所看到的事情不会非要找到解释。比如，一个人汽车爆胎了，他站在车旁，这时他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希望哪个司机能停下来帮忙；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会不停地寻找原因，为什么没有车子停下来。（Ross  ＆  Fletcher，1985）

确定内因和外因的规则  。哈罗德·凯利深受海德思想的影响。如果要将行为归于内部原因或外部原因，那么，就必须运用一定的规则。（Kelley，1967）如何知道朋友推荐的电影是否真的好看？凯利认为，只有在进行详细了解以后才能知道答案。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要注意三种不同的信息：特殊性、一致性和一贯性。

特殊性  。特殊性（英文：distinctiveness）取决于朋友对所推荐的电影的评价有多么非同寻常和独一无二。这位朋友是一个觉得什么电影都好看的人（低特殊性），还是他的这个评价有别于他对以前看过的电影所作的评价（高特殊性）？

一致性  。此外应当考虑，这位朋友的评价和其他人的评价之间有多少一致的地方（英语：consensus）。这位朋友的推荐可能纯属个人看法（不一致），而其他人都认为它不好。当然，如果其他人在看过电影后作出与这位朋友一样的积极评价，那么就存在高度的一致性。

一贯性  。最后要注意评价的一贯性（英语：consistency）。所谓一贯性就是，一个人在某种情况下经常表现出同一种行为，还是会对这种情况作出不同的反应。这位朋友在多次看过这部电影之后总说肯定的话吗（高度一贯）？他在第二次看过这部电影后不再推荐了吗（不一贯）？

从插图10.4可以看出，人们在什么条件下用内因、什么时候又用外因来解释所看到的行为。如果特殊性、一致性和一贯性都很高，那么，根据凯勒的理论可以归于外因；相反，如果特殊性和一致性很低而一贯性很高，就可以归于内因。

凯利认为，人们在寻找表现出来的行为的原因时就像计算机的工作一样，搜索和考虑可用的信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遵循凯勒所揭示的规则吗？人们通常确实是遵循这些规则的。（F9rsterling，1992）但是，人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而且认知资源有限，特别是由于时间的压力，所以总是设法以简化的方式行事，因而就可能犯错误。


插图10.4　凯勒的归因理论兼顾特殊性、一致性和一贯性的信息。

归因过程中的错误

有益的归因  。如果经常遵循凯利所揭示的规则，那么，就可以无误地预知归因了。尽管运用这些规则需要时间和精力，但人们在进行归因时实际上往往要依据逻辑思考。（Trope，1989）但是，有时候对人们明显有益的是，满足于唾手可得的、而又无法得到充分证实的解释。比如，在家里，儿子不打招呼就从妹妹的房间拿走便携式收音机。如果小姑娘发现丢了收音机，可能马上就能猜到“嫌疑犯”是谁？

有些归因在某些场合明显比另一些场合有用。比如，一个学生带着不理想的学习成绩回家，他想避免父母的批评，于是就提高上面所说的（凯利所说的）一致性的程度，说自己班里几乎所有人成绩都不好。情感和偏见对归因过程就像对一般行为一样产生影响。下面简单介绍归因过程中的另外两个错误。

归因过程中的基本错误  。李·罗斯称在归因过程中犯基本错误，是观察者中广泛存在的倾向：在阐释别人的行为方式时，通常低估环境影响的多样性，同时又高估内因的作用。（Ross，1977；2001）迹象表明，这种基本错误是信息处理中的自动过程的结果。比如，看到别人在楼梯上滑倒，多数人立即会想到这个人太笨拙。这起“事故”完全可能是由环境引起的，但观察者自发地喜欢在个人身上找原因。（VanBoven  et  al，1999）当然，这种基本错误并非不能避免。（Sabini  et  al，2001）也就是说，如果有机会有意识地再次分析这次归因，就可以防止犯这样的基本错误，从而找到环境方面的原因（楼梯潮湿或太滑）。从环境方面找原因可以说是信息处理中的控制过程的结果。（Gilbert，1989）毫不奇怪，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在评判他人时犯这种错误，至少在那些（以西方价值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是如此，因为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每个成员都对自己的命运高度负责。（Jellison  ＆  Green，1981）


插图10.5　争吵中的人往往犯归因错误。他们将“对方”的行为归为内因，而把自己的行为视为是环境影响的结果。使用这样的解释他们自己就很难解决冲突。

观察自我时喜欢从环境找原因  。奇怪的是，人们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往往喜欢从环境方面找原因。做了好事就粉饰自己，而将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环境。（Campbell  ＆  Sedikides，1999）一个人在楼梯上滑倒，就可能指责楼梯太滑（即外因），而看到他滑倒的人则喜欢说他笨拙。相互争吵的人还能提供很多例子，说明观察自己和他人时的不同归因。（Jones  ＆Nisbett，1987）正如下面的争吵片断所说明的，冲突双方的不同看法很难解决冲突（Forsyth，1987）：

旁观者：你昨晚没有给我打电话！

行为人：我真的很忙，我要准备考试。

旁观者：你不再爱我了！

旁观者：你操心过洗衣服的事吗？

行为人：噢，这个事我忘了。

旁观者：你真没责任心。

行为人：这是真的，因为我确实在忙别的事情。

旁观者明显喜欢归于内因（缺少爱，无责任心），行为人则归于外因（需要考试，忙于其他事情）。

为什么人们喜欢将自身的行为归于外因，把他人的行为归于内因呢？这有很多原因：

——经常观察自身行为对环境的依赖程度  。人们了解自己原则上甚于了解他人。（Monson  ＆  Snyder，1977）每个人都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看到过自己，从而体会到，自己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种环境。人们根据自身的经验知道，自己对他人也不是一视同仁的，而是对不同的人会作出不同的反应。更确切地说，人们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观察他人，如果感觉他人是友好的，就可能认为，他们一定比较友好。

——高度灵活性和适应能力是自我形象的一部分  。存在一种非常明显的倾向，即自认为是有灵活性和适应能力的，而更愿意认为可以把别人玩于股掌之上；最常见的是硬说他们自身有一成不变的内在原因。

——各种不同的关注点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区别行为者和旁观者的不同关注点。行为人，比如某个在楼梯上摔倒的人，首先关注的是周围的环境（楼梯），找到自己能将摔倒归因于其的特征（也许发现那里的台阶太滑）。而对旁观者来说，他关注的是行为人的行为（在楼梯上滑倒“引人注目”）。由于行为人的行为引人注目，所以琼斯和尼斯贝认为，旁观者就倾向于将行为人视为事故的肇因。（Jones  ＆  Nisbett，1987）

文化对原因感知的影响  。迈克尔·莫里斯和彭凯平发现，英文报纸对犯罪事实的报道集中关注罪犯的特征，而中文报纸对同类犯罪行为的解释更关注环境原因。（Morris  ＆  Peng，1994）埃拉·诺伦萨扬和理查德·尼斯贝证实，在以个人主义文化为取向的西方国家，人们首先认为原因在个人，而东方和亚洲文化背景下的人们首先关注的则是生活背景或集体（Norenzayan  ＆  Nisbett，2000）；亚洲人认为，“人受着广泛的社会关系的约束”（Choi  et  al，1999），并受这种社会关系的比较强烈的影响。（Jiet  al，2000）

有些人在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生活，但在一个由于其集体主义文化的出身而具有责任感的家庭中成长，这样的人（双重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在归因时是什么倾向呢？让这些人看一幅画，画面是一条鱼游在一群鱼的前面。在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人们通常会对这幅画作这样的解释：游在前面的鱼是其他鱼的首领；而在以集体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则会解释说，其他鱼跟着前面那条鱼。双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如何感知这幅画，取决于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以什么文化背景为导向，因为他们熟悉两种文化。可见，如果同时举起的旗帜使他们想起了集体主义的文化，他们就说其他鱼跟着游在前面的那条鱼，而个人主义文化的旗帜会通过生活提醒他们，游在前面的鱼是其他鱼的首领。（Honget  al，2000）

信息框10.2报道了能给苦难的人造成严重后果的另一个归因错误。一个人已经陷于困境，而旁观者可能还会认为他应为自己的命运负责，因为受害者可能撼动旁观者对“公正世界”的信仰。怎样能恢复这种信仰呢？一种可能是，在评价——倒不如说偏见——中断定，受害者是罪有应得。

信息框10.2

公正世界的信仰能对陷于困境中的人产生不好的影响吗  ？人们通过报纸和电视了解到，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发生大量令人震惊的事件。而日常生活中一些同样的令人不愉快的个人经验又是这些报道的补充。人们自己不照样可能成为不治之症、交通事故和犯罪事件的受害者吗？这样的可能性不是也在经常困扰着每一个人吗？如果将命运的打击完全视为意外的结果，那么，这种结果事实上是任何人也无法预言和避免的。但是，人们也可以将一件意外事故作出很好的解释，以便降低，甚至消除它对感知者的危害。这样就可以使人不感到恐惧的威胁。

“公正世界的信仰”也就是为了消除这种威胁，梅尔文·勒纳早就指出了它的这一功能。（Lerner，1980；Lerner  ＆  Miller，1978）根据这种扎根于基督教伦理传统、在当今的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信念，这个世界的公平关注的是，每个人得到的自己应得的，每个人挣到自己应争的一份。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勒纳发现，“人们相信一个公正的世界，是为了迎合某种对未来抱有信任、希望和信心的感情。”那么，一个人听到其他人成为暴力犯罪、自然灾害、事故等等的受害者时，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呢？

为了不放弃对“公正世界”的信仰，他可能会采取下列两种措施中的一种：要么自己努力帮助受害者，要么认定受害者是罪有应得。在采取第二种措施的场合，他会说服自己，只有恶人才会遭到这种不幸。他断定，这种不幸事件“无论如何”是受害者的过错。只有做了坏事的人才会遭遇这种不幸——如此自欺欺人。持这种观点的人是不会遭遇这种不幸的，因为他们只做好事。（Lerneret  al，1976）

心理医生马丁·西蒙兹报道说，他曾同强奸、突袭和诱骗案的受害者进行过一百多次谈话。（Symonds，1975）这些受害者反复对他说，周围的人通常都是指责他们，而不是同情他们。甚至重病患者，比如癌症患者，都有不少人认为自己现在是为以前做的错事赎罪。（Abrams  ＆  Finesinger，1953；Ferring  ＆  Fillip，1987；Mon‐tada，1987）对公正世界的信仰也许有助于看到他人痛苦的人降低威胁感。相信世界公正的人确实很少感到失望和压抑，与那些没有这种信仰的人相比，他们显得更为满足。（Lipkus，1991；Zucker‐man  ＆  Gerbasi，1977）相反，那些最希望得到别人的同情和帮助的人，往往因此才知道，旁人认为他们遭遇不幸的命运是咎由自取。



10.1.3　偏见心理学


有些人可能声称自己没有偏见。但是，在一个文明的社会毕竟还能听到这样的话：公开表达以贬低某些群体为内容、不惜以各种形式歧视，甚至毁损他们为结果的评价，与文明的思维方式是不相容的。但是，人们是否真的能免除偏见吗？社会心理学家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且致力于揭示可能有利于偏见产生的社会条件。激发这一研究兴趣的是一项关于少年夏令营中发生的群体冲突的经典研究。

穆扎菲·谢里夫在夏令营中观察  。1954年夏天，穆扎菲·谢里夫和他的同事邀请11岁这个年龄段的少年参加一个夏令营。（Sheriff，1961）这个为期两周的活动的参加者以前都是互不相识的；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将得到系统的观察。出发的时候就安排好让这些少年分成两个小组先后到达营地，分开居住，因此一个小组并不知道还有另一个小组。这种隔离促成了群体的身份。第一周每组进行合作活动：徒步旅行、寻找藏宝、准备饭菜和搭建帐篷。在最初的几天中，两组都选出了自己的组长，形成了各自的归属感：一组自称“响尾蛇”，另一组取名“雄鹰”。一周以后，谢里夫安排两个组见面，参加一系列的比赛活动，比如篮球或拔河。参加这类体育活动还可以赢得诱人的奖品。在比赛过程中，起初还讲规矩，不久就越来越不讲规矩。根据谢里夫的观察，比赛开始以后，少年们频频产生偏见：表现出对角逐对方成员的负面看法。这种偏见在胜利的一方进行庆祝活动后更为强烈。活动组织者让“胜利”的小组早一点到达活动地点。于是这些因此而得到便利的人就利用这种优势地位，大吃特吃冰淇淋和最好的糕点，等到失败的小组到达时，已经所剩无几。对立的两个小组很快演变成敌对的对手，导致彼此之间真正的争斗。这些“教养良好的”少年在天真的观察者眼里转瞬之间就变成了一帮“卑鄙下流、精神错乱和道德堕落的少年”。（Sheriff，1966）下面详细描述在许多比赛的场合产生的偏见的特征。

偏见的特征

偏见的三个组成部分：认知、情绪和行动  。谢里夫的夏令营起初分开的两组人在碰面后很快就形成敌对公式。（见第461页及以下1页）这种负面的公式就是偏见的认知部分。他们知道“对方”是“胆怯的家伙”、“肮脏的猪”和“龌龊的赌徒”。这些特征会不加批判地加到他人群体的每一个成员头上。每个中立的旁观者都能在“他人”身上立即发现的行为差异，带有偏见的人对此却视而不见。但是，每个群体都有一种自我形象，即自我恭维的“我们—公式”；比如，成员们认为自己是“勇敢的”、“杰出的”和“友好的”。

偏见的情绪部分表现为对“他人”的敌视、否定甚至仇恨。消极态度会在行动部分，即行为方式方面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通过这种行为来贬低，甚至侮辱他人群体的成员。人们称这种由偏见引起的行为为歧视。比如在某种情况下烧毁对手的队旗，到他们的房间翻箱倒柜，双方将苹果作炮弹进行互相攻击，砸烂门窗玻璃。


插图10.6　穆扎菲·谢里夫和他的同事们确信，两个小组之间很快就会产生敌意和猜疑。竞技比赛，比如拔河，会使对手之间的紧张升级到无法容忍的程度。

掩饰和间接表达的偏见  。在现代社会，偏见不是公开、坦率地表达出来，而是以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对此很可能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他人群体的成员表示歧视是“不礼貌的”。令人担忧的是，即使在今天，种族主义也没有完全被消灭；种族主义多半是以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的。（Dovidio  ＆  Gaertner，1999）比如，一个异性恋的白人在别人面前可能会力图表现为一个宽容大度的同时代人，声称他对黑人和同性恋者都没有偏见。但是他尽管这样信誓旦旦，当他在公交车上坐在黑人或同性恋者旁边的时候，就可能会表现得非常不自在。当然，不应忽视的是，现存的偏见在有些条件下比在另一些条件下更容易“掩盖”。


插图10.7　在谢里夫的夏令营里，两组之间的比赛开始之后就有很多例子说明存在歧视的现象。图示攻击对手的营地。

动机理论关于偏见的解释  。穆扎菲·谢里夫在组织夏令营时运用的社会心理学观点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当时他还不能运用关于偏见产生的明确认识。在谢里夫的夏令营结束几年后，社会心理学家才提出这样的理论，断言存在谢里夫早就想验证的因果关系：社会身份理论和实际冲突理论。

社会身份理论  。英国社会心理学家亨利·塔吉夫本人是波兰犹太人的后裔，曾经目睹纳粹犯下的大规模种族灭绝的行为。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不仅有科学兴趣，而且有个人兴趣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对犹太人的偏见是如何产生的。（Brown，1986）因此他进行了一系列实验，他在实验中试图证明，什么是导致我们群体和他人群体分离的“最低限度的群体状况”。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塔吉夫请测试对象参加了多个实验。他每次根据不同的、但始终是肤浅的观点将测试对象分为两组。（Tajfel  et  al，1971；Tajfel，1981）比如，根据硬币的正反面决定测试对象的分组，并给他们加上诸如“蓝队”、“红队”之类的名称。他反复对测试对象明确指出，分组完全是任意的。在实验结束以前，塔吉夫总是请每个参加者对其他所有测试对象（我们群体和他人群体）分发“奖品”，并作出评价。结果通常是一样的：测试对象总是喜欢给本组的成员比他人小组的成员以更高的奖赏。测试对象普遍表现出这样的倾向：优待自己小组的成员，虽然分组是随机的。为了达到这种贬抑效应，塔吉夫不允许同组的成员彼此接触，也不要求两组进行竞赛。但是，随机分组的结果可能降低了自我价值感，而贬低他人是抬高自己的唯一可能性。（Lemyre  ＆  Smith，1985）

为了解释抬高和偏爱自己群体的问题，塔吉夫（Tajfel，1981）和其他人（Turner，1987）运用了社会身份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每个人都争取提高自我价值。这种自我价值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个人身份和多个社会身份。（Tajfel  ＆  Turner，1986；Mielke，2000）人们的社会身份来自自己有归属感的群体。可见，人们一方面通过个人的业绩（见第392页及以下1页），另一方面通过所属的成功群体来提升自己的自我价值；比如，所在的体育俱乐部赢得了比赛，自己就会感到骄傲，尽管自己没有参加比赛。根据曼弗雷德·施密特和他的同事的研究结论，东德人在重新统一十年后仍有独特的东德人的身份，而没有德国人的身份；因此毫不奇怪，新联邦州居民的这种长期的群体归属感明显提升了自我群体的价值，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东德时期毕竟也取得了真正的成就”，绝不能全盘接受“自私的优越的西德人”所带来的一切；旧联邦州的公民在设法证明自己对“不自主的可怜的东德人”的评价时，同样也隐含着对身状况的优越感。（Schmitt  et  al，1999）

社会身份理论的重点是目前已经通过研究多次得以证明的两个假设（Brewer  ＆  Brown，1998；Capozza  ＆  Brown，2000；Rubin  ＆  Hew‐stone，1998）：

——危及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就会加强提升我们群体价值的动机。

——提升我们群体的价值就会增强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就能愉快地体会到强烈的我们群体的感情，人们为自己的群体而感到自豪。

一个人越看重社会身份，他与自己的群体的纽带越牢靠，他对他人群体的威胁所持的偏见就越强烈（Crocker  ＆  Luhtanen，1990），这种威胁不管是在社会、经济还是在军事方面都是一样的。

例子

以色列历史学家和耶路撒冷副市长马龙·本维尼斯特发现，对于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来说，各自的社会身份是他们的自我形象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身份不断提醒着他们，他们不是谁。（Benvenist5，1995）本维尼斯特自己就居住在一条两种信仰的成员混居的街上，但是，尽管空间距离很近，他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孩子们至今“没有找到哪怕一个阿拉伯朋友”。（Benvenist5，1988）

对自己的群体崇尚有加，对他人的群体则颇有微词，这显然是自我价值感在作祟。（Fein  ＆  Spencer，1997）根据维多利亚·艾瑟斯及其同事的研究，人们对某些重要群体的标准和价值如果感到怀疑，那么就特别容易对它们产生偏见。（Esses  et  al，1993）比如，一个“我们群体”如果高度重视传统的性别角色和家庭制度，那么，这个群体成员就可能对同性恋者持有偏见，尽管同性恋者既没有与他们争夺劳动岗位，也没有与他们争夺其他资源。

当然，塔吉夫没有充分考虑到，对我们群体和他人群体的评价是如何形成的，还取决于个人的特征。因此，维尔纳·海克纳发现，一个硕果累累、得到别人承认、对自己非常满意的人，往往比那些牢骚满腹、没有自我价值感的人更少歧视他人群体。（Herkner，2003）

实际冲突理论  。谢里夫夏令营里的一组少年，并没有因为贬低他人而提高自己的自我价值。而他人却抢了他们的某些东西，比如获得了诱人的好处或袭击了对方的住处。实际冲突理论说明，对有限资源的竞争会导致产生偏见。（LeVine  ＆  Campbell，1972）历史上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艾略特·阿伦森（Aronson，1999）以文献证明，19世纪的美国报纸是如何发表人们对中国劳工的看法的。中国人在金矿劳动，成为有限的可支配劳动岗位的竞争者，当时他们被白人称为没有教养、道德败坏和嗜杀成性的人。而当这些移民帮助建设危险而困难的跨大陆铁路时，人们对他们的偏见就自行减弱了，在这个时期他们被描述为刻苦、勤劳和友好的人。在这项工程结束以后，中国人再次成了与内战后的退伍士兵争夺稀缺劳动岗位的竞争者，在当时的报纸报道中，中国人又成了无恶不作、唯利是图、诡计多端和令人讨厌的人。

有史以来对稀缺资源的不断争夺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由于生活必需品的储备与“奢侈品”一样都是有限的，所以就不断发生争斗，在争斗中有些人成功，有些人失败。

例子

旧约中就有关于争夺稀缺资源的记载；比如在《出埃及记》中写道：“上主对摩西说：我赐给你……和他们的后代到那土地去。我要差遣天使引导你，我要赶走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你要去的地方是流奶与蜜的丰饶地方。”（《旧约·出埃及记》第33章第2—3节）约书亚记还描述了约书亚如何带领以色列十二部族渡过约旦河，如何在上主的旨意下灭除了耶利哥的居民，后来又在战役中征讨各地，直到以色列人占领整个地域。

如果一个社会集团拥有更多的土地、占据更多的职位、行使更多的权力，那么弱势群体或失败者往往就会感到沮丧和嫉妒。如果他们不能改变分配斗争的结果，那么，由此产生的紧张关系会越来越紧张。迈克尔·克莱尔认为，对稀缺资源的争夺会导致世界上形成众多的冲突源（Klare，2001），比如，在阿拉伯半岛、里海和南中国海对石油的争夺，在尼罗河和约旦河对水源的争夺，在利比里亚对可用木材的争夺，在安哥拉对钻石的争夺以及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对铜的争夺。这个世界的很多偏见无疑是不公平的或仍没有解决的分配斗争的结果。（Olzak  ＆  Nagel，1986）

相对匮乏的程度  。比实际匮乏的程度更为重要的是相对匮乏的程度。德国重新统一以后，很多政治家寄希望于旧联邦州居民采取一致行动，以帮助前民主德国经济上已经崩溃的各州。然而社会心理学家看到了产生另一种反应的危险。德国西部已经达到很高的生活水平，在重新统一之后从未真正陷入危险。但是，尽管如此，旧联邦州的居民还是对收入较少、丧失自我、明显需要帮助的“东德佬”产生了偏见，旧联邦州的居民作为一个群体担心会丧失已经达到的生活水平。（Bobo，1988）

因此，问题在于，社会心理学家应当想什么办法来消除这些深刻影响民族和国际共存的偏见。

消除偏见的可能办法

动用媒体提出劝告  。1992年德国发生了多起袭击外国人的事件，这引起了大多数民众的不解和憎恶。人们希望采取一定的措施消除这类歧视性行为；同时出版反对仇外的报纸和图片广告，电视广告片也挑选了一些人，报道他们与那些在德国生活和工作、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的人进行交往的美好经历。借助大众媒体真ƒ½改变人们的观点吗？社会心理学家约翰·布莱汉姆根据美国采取的类似措施认为：“这种宣传运动不是特别有效，因为这些措施只能稍微改变人们的观点。”（Brigham，1991）关于种族群体的观念对那些有这种观念的人是很重要的，而重要的观念是很难改变的。另一个社会心理学家补充说，这是人的本性，当他平静地坐在那里时，他是不会受那些有违自己信念的信息影响的。（Aronson，1999）

交往假设  。社会心理学家最早提出的建议是，相互之间存在偏见的各个群体的成员应当尽可能多地交往。（Allport，1954）通过频繁的接触，人们能够加深彼此的了解，从而相信自己对“他人”的公式化观念是错误的。美国在废除了种族隔离的法律以后，白人和黑人学生都可以在公立学校一同上课。但是总的来说，这一措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更确切地说，取消种族隔离以后，负面的偏见甚至更深了。人们希望以这种方式提升黑人的自我价值，但是黑人的自我价值并没有什么变化，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降低了。（Amir  ＆  Sharan，1984）加强人际交往虽然有助于消除偏见（Emerson  et  al，2002），但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也就是说，只有当不同的种族群体和各个种族的成员作为同等价值的人相互进行交往，才能共同达到一个所有人都追求的目标。

将他人群体的成员说成是具有个性的人  。纳粹党的策略之一就是将犹太人说成不能算作“正常人”的生物，他们认为犹太人是“低等种族”。美国看守给伊拉克监狱里的囚犯戴上头巾，作为审讯前的准备，去除他们的个性特征；剥夺了他们的个性，虐待他们或者甚至杀害他们就很容易了。（Horwitz  ＆  Rabbie，1989）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即为他人群体的人创造机会，使他们表现为人并具有自己的个性特征，那么就能消除偏见吗？使他们表现为“人的模样”，并不意味着人们认识和了解他人群体的每一个人。（Bodenhausen，1993）更确切地说，这意味着“我们和他们都有人的特征，我们都有同样的喜怒哀乐。”（Bordens  ＆  Horowitz，2002）我们告诉人们，人们不仅非常熟悉那些对自己怀有偏见的人，而且与他们一样有很多本质特征，这虽然不是什么有效的办法，但是，至少在极为反感的情况下，尤其可以降低产生歧视行为的可能性。（Fiske  ＆  Neuberg，1990）

例子

肯尼斯·博登斯和欧文·霍洛维兹（Bordens  ＆  Horowitz，2002）提请大家注意，1993年拍摄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生动地表明，向持有偏见的人指出他们歧视的对象的人性，会产生什么效果。辛德勒让1200名犹太人在自己的工厂里工作，成功地保护了他们免于集中营的屠杀。但是德国看守得到命令，在战争即将结束之际枪杀所有囚犯。当这一刻到来时，士兵们出现在阳台上；他们将武器对准这些工人，准备执行命令。但是，士兵们和犹太人已经有过不少接触；士兵们也有很多机会看到辛德勒与犹太人之间的人性交往。辛德勒在作拯救他保护的人的最后努力中，朝看守喊道：“你们想作为人还是刽子手回到家中？”这部影片表明，听到他喊话的人因为这一呼吁而产生了内心不安，并慢慢地离开了现场。

为达到共同目标而合作  。谢里夫在他的夏令营营员身上很快发现，在比赛结束后，简单地使两组成员言归于好是不够的。他让他们一起看电影，一起吃饭。然而，这样做只能为这些对手们提供继续争斗的机会。因此谢里夫为两个小组布置了他们必须通力合作才能完成的任务：修理为所有人提供饮用水的管道；拉食品的车爬不上坡，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将它拉过陡坡。


插图10.8　为了使敌对的两个小组重新言归于好，谢里夫布置了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图示：两组成员将一辆货车拉上陡坡，另外，他们使用的绳子是他们之前作为对手进行拔河比赛时用的绳子。

谢里夫布置的任务是经过选择的，而且可以完成的任务。两个小组中的所有成员应该说都有很好的机会为克服面临的困难作出自己的贡献。然而，如果管道修好了还是不来水，如果货车拉不动，那怎么办呢？预期的效果很可能不会发生。也就是说，两个小组的合作成功，是消除负面观点的重要前提。（Worchel，1986）如果敌对的两个小组的共同努力未能奏效，那么，就存在这样的危险：他们之间的关系会更加恶化，因为他们会互相推卸责任。此外，重要的是，两个小组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确实进行了合作，为完成这项任务每个成员都付出了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就会“重新组合”。（Dovidio  ＆  Gaertner，2000；Gaertner  et  al，2001）响尾蛇和雄鹰一旦由竞争者或者干脆说对手转变成一个工作组，那么，互相争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