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　关于具体动机的理论

有动机的行为的复杂性  。在其他章节（见第214页）已经指出，由于人类学习的复杂性，不可能将所有可能的解释归结为一种理论。同样，人的行为追求的不同目标也不能一概而论。为什么有些人的食量比别人大，人们为什么会设定不同的社会目标——比如，有些人喜欢频繁的社交活动，而另一些人则喜欢独处——，为什么成绩不能对所有人产生同样的吸引力，为了解释这些问题，每一个人都需要一种独立的动机理论。比如，只要对三个不同动机领域的解释方案进行分析，就能明白，现有理论的共同点非常少。进食行为（同喝水、睡觉、避免疼痛等一样）无疑能确保身体的生理需求。但是，人类的进食行为理论却难以用来解释人们对社会状况的不同反应。谁要想知道，人们为什么会产生彼此采取攻击性行为的动机——折磨和伤害对方，那么，他在现有的进食动机理论中是无法得到回答的。而在其他思想领域，关于学习动机的解释又频见于报端。那么，如何激发学员的学习意愿，才能使他们努力取得预定的成绩呢？

本节概览  。迄今为止所叙述的心理学理论都特别具体说明了动机的某种来源，而且这些理论的代表人物都分别提交了能更好地解释进食、好斗和工作等有动机的行为方式的论文，他们的一些认识将在以后的章节中予以关注。



8.2.1　进食行为及其解释


为了解释人体如何控制饥饿以及通常会马上开始的进食行为，首先要澄清几个基本问题：机体为什么一定要进食？饥饿是如何引起的，吃饱的感觉又是如何产生的？

控制进食行为的内在条件

能量的体内平衡  。消化过程的任务是将食物转化为氨基酸、脂肪酸和糖分（葡萄糖），以便使这些物质能被血液吸收。葡萄糖是人体的主要能量捐献者。它能很快转化为热量，而且可以进入任何组织。洗漱、穿衣、走路、爬楼梯和提东西等日常活动可以消耗人体大约三分之一的能量。剩下的三分之二能量为了产生热量、心脏跳动、呼吸和大脑活动等维持生命机能而“燃烧”。人体在静止时为执行生命必需的功能所积累的能量，叫作“基础代谢”。一个人活动越多，他需要的热量就越多。如果人体摄取的能量同所消耗的能量持平，那么，就是处于能量内在平衡状态。如果人体摄取的能量超过消耗，那么就是能量正平衡。反之，摄取的能量少于消耗，就是能量负平衡。

能量储备的存储  。人类摄取食物不仅为生命重要机能和维持生存拥有足够的能量，而且还要使人体能够存储能量储备。人体的脂肪组织是最重要的能量存储器。肝脏始终监控着血液中的葡萄糖含量，需要时可以随时动用能量储备。瘦高的人现存的脂肪储备可以维持大约一个月；而一个肥胖的人的能量储备可维持一年多的基本生命进程。（Levine  et  al，1999）

饥饿和饱足的生物学信号  。如果问人们，他们在人体的什么部位有饥饿的感觉，他们通常会回答说胃。这个人体器官真的这么重要，饥饿感是从它产生的吗？事实并非如此。整个胃切除的癌症患者，在进行外科手术之后还是按时有饥饿感和饱足感。（Inglefinger，1944）事实上，饥饿的产生和饱足感是由脑部两个不同的系统控制的（Moran  ＆  Sakai，2003）：

——一是在机体中产生进食感的系统；

——二是在机体中产生饱足感的系统。

一方面，血液中的葡萄糖含量下降得非常低，就会产生饥饿感。（Campfield  et  al，1996）另一方面，人体的能量储备下降时，肝脏就会向大脑发出通知。（Woods  et  al，2000）人体的其他信号则会导致停止进食。胃掌握饮食成分的营养值的记录器，因此能够通知大脑，吃得已经足够了，可以停止进食了。（Furness  et  al，1999）但是，胃切除的人也有饱足感，所以一定还有其他的控制机理。最近人们发现了20多种不同的化学“信使”，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人体能在一段时间内保持比较稳定的体重。（Schwartz  et  al，2000；Woods  et  al，2000）

在消化器官中产生的大量荷尔蒙，吸收营养物质以后，是通过血液循环系统传输给大脑的，它们在大脑中刺激几个方面的记录器，最后导致产生饱足感。（Degen  et  al，2001）当然，饥饿感和饱足感不是直接取决于人体的能量需求（Woods  ＆  Seeley，2002），而是还取决于现有哪些食品，有多少可以实际使用。

在吃饭时，每一道食用的菜肴的刺激值就已经在逐渐降低。即使是最爱吃的菜，每吃一口，它的刺激值就丧失一点；人们称之为“典型感官性饱足”。（Guinard  ＆  Brun，1998；Raynor  ＆  Epstein，2001）如果还有其他的菜肴，又会产生还想吃的念头。这种“典型感官性饱足”在进化生物学上可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可以防止营养的单一化。

遗传和文化因素对食物选择和饮食习惯的影响

遗传对食物选择的影响  。对食物的某些爱好和偏爱可能在史前时期就产生了。甜食和咸食通常被视为可口的和营养的，而苦涩的东西往往含有有毒成分。由此可能产生一种人类遗传特征中就存在的倾向：与苦涩的食品相比，人们更喜欢甜和咸的食品。（Rozin，1999）白菜和花椰菜中有一种化学物质，人们会以不同方式对它们作出过敏反应；这可能也是由遗传条件共同决定的。（Tepper，1998）每一种学习体验无疑都对人类的饮食习惯产生较大影响。

产生口味喜好是学习过程的结果  。只要去东方国家的市场看看，就能很快发现，在其他文化中很多明显可以食用的食物，大部分欧洲人看见就会感到恶心。原则上可以说，任何一种有营养价值的物质，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食用。（Rozin，1999）口味爱好和偏爱的产生是很多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不仅仅是经典条件反射的结果。（见214页及以下几页）什么东西“好吃”和什么东西“人”不能吃，文化起了决定性作用。一种食物，只要将其与其他已经获得正面评价的食物相搭配，就会被归为“好吃的”一类。（Capaldi，1996）如果一杯苹果汁中有一只蜘蛛，人们还愿意喝吗？如果这只蜘蛛经过了严格消过毒，人们还不愿意喝吗？很多人不仅不愿意喝这种饮料，而且有了这次经历后会说，他们对苹果汁永远没有胃口了。（Rozin  et  al，1996）

促使进食的外在条件  。文化不仅决定了吃什么，而且决定了什么时候吃。很多人往往在自己习惯吃饭的时间感觉到饥饿，确实可以证明，这个时候人体内正在大量释放引起饥饿的荷尔蒙。（Woods  et  al，2000）如果一个人吃饭，他还会参照上次什么时候吃和吃了多少：早饭吃得比较晚，午饭就会吃得少。（Woods  et  al，2000）然而，与大家一起吃饭，饥饿感对吃多少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在一组被调查者中，大约60%—70%的人坦然承认，他们不是独自吃饭时，会吃得更多（Clendenen  et  al，1994），他们在聚餐时确实吃得较多。（deCastro2002）
为什么人们在不饿时也会吃东西，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因。他们有时吃东西，是因为无聊、寂寞或悲伤，他们认为吃点东西可以缓减自己的消极情绪。问题在于，既然有这么多的食品的“诱惑”，人们随着时间的推移，究竟如何才能保持“正常的”体重基本不变。


插图8.4　对很多人来说，吃饭是一种社交经历。他们在聚会中不太关注自己的饥饿感，而吃得更多。

长期控制体重

半年严格节食后恢复原来的体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人们关心的是，怎么解释营养不良对当时众多战俘产生的影响。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有人试图回答这个问题。（Keys  et  al，1945）他们让36名年龄在20—33岁之间的男性志愿者饥饿半年，即每天的营养需求从大约3500卡路里下降到1570卡路里。虽然营养受到严格限制，但是这种人为的条件还是不能同自然饥饿地区的人所面临的条件相提并论。此外，实验对象长期处于医生的监控之下，健康问题会及时得到解决。

实验对象的体重在半年后平均下降了25%。绝对地说，他们的体重虽然减轻得很明显，但与预计的低热量造成的体重减轻还是不能同日而语。也就是说，他们的身体使基础代谢下降了大约40%。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对象在“饥饿”阶段结束后体重又增加了，最后又恢复了原来的体重。他们恢复原先的体重是什么原因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先介绍另一项研究的结果。在这项研究中，不是让人挨饿，而是让人多吃。

信息框8.1

长期严格节食，人性会发生什么变化  ？

在安塞尔·凯斯及其同事们的饥饿研究中，在节食开始后，对研究对象来说，食物很快成为最大的话题。（Keys  et  al，1950）他们设法借阅关于饮食的文献资料；有些人钻研烹饪艺术，有些人收集食谱，或者通过自己的想象设计菜肴，有些研究对象甚至非常认真地考虑要辞职，改行做厨师。

他们过度关注食物，从而逐渐淡化其他方面的兴趣和活动。研究对象往往出现情绪波动，许多人因为一点小事而大发神经。挨饿的人对自己的共同环境越来越没有感觉，对幽默越来越不理解。同样，挨饿的人的社会行为也有很大变化；他们通常好斗和无礼。男人们对自己女友越来越不关心，有些人甚至干脆终止现存的关系。同样，道德也受到影响，有些实验对象偷盗食物和其他家用什物。在节食期间，参加实验的男人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性。


插图8.5　“挨饿”实验的对象。

过度进食后恢复原有体重  。在另一项研究中，实验对象不仅不需要明显减少自己每天的饮食，而且正好相反：实验者要求15位体型瘦削的人，在几个月之内每天要比平时多吃（每天最多10000大卡）。实验表明，体重适中的人“增肥”并不比超重的人“减肥”更加容易。实验主持人当时写道：“我们知道，对于一般的年轻人来说，希望增加体重是一项辛苦活。”但是，不管怎么说，实验对象的体重在六个月内大多数增加了25%。“增肥阶段”一旦结束，这些原本瘦削的人每天又能吃自己的习惯的食物，除了两人外，他们又回到了原来的体重。（Sims，1974）人体在一段时间的节食和过度饮食以后又非常有规律地恢复原先的体重，这该怎么解释呢？

保持个体体重的标准值  。大脑明显控制着体重、进食和新陈代谢的过程，目的是将体重调整到某个固定的标准，就是人们所说的体重标准值。威廉·贝内特和焦尔·古林认为，一个人的体重标准值（英语：Set‐point）应由“不考虑体重时”保持的体重来确定。（Bennet  ＆  Gurin，1982）“标准阈”（英语：settling‐point）（Pinel  et  al，2000）或“偏离阈”（英语：range或zone）的概念无疑更为正确，因为在短时间内体重明显有轻微波动，人们将标准值比作很多住宅里将温度调到相应的理想温度的调节器。研究表明，长期破坏人体的调节系统是不容易的。体重变化只受自由意志的控制。（Cuntz，2002）

“人体的调节器”——标准值控制器，似乎能在较长的时间内正常发挥作用，如果有规律地出现细微的，但持续存在的“错误”，会产生什么结果呢？福尔克尔·普德尔和约阿希姆·韦斯顿赫费解释说，如果内在的调节系统因出现错误而每天消耗的热量太少，只相当于一只中等大小的苹果、一颗夹心巧克力或一杯牛奶，那么体重每年就会增加2.5公斤。“照此推算，体重在10年间就会增长25公斤。当然，也许很少有人在一生中会遇到这样的波动。”（Pudel  ＆  Westenhofer，2003）

标准值遗传规定  。一个人的标准值的大小取决于什么呢？研究标准值的理论家们认为，每个机体内部的某些基础代谢是由遗传决定的，肥胖的父母生下的孩子往往也肥胖。收养的孩子直到成年，体重更像自己的亲生父母，而不像在其饮食习惯下长大的养父母。（Stunkard，  et  al，1986）但并不能因此认为，青少年时期的营养习惯对体重的发展没有影响。父母对儿女保持或超过平均体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几岁的孩子营养就不健康，就面临标准值升高，形成脂肪堆积的危险。（Grilo  ＆  Pogue‐Geile，1991；Wardle  et  al，2001）


插图8.6　体重的增加受先天的影响很大。但是饮食习惯，特别是在青少年时期形成的饮食习惯，也绝不能小视。

基础代谢：个体间的差异和一生中的变化  。日常观察表明，食量比较大的人体重不一定都会超标。这与个体间基础代谢方面存在的差异有关。此外，基础代谢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步减弱。基础代谢在体重快速增加时最为活跃，成年以后就会变得缓慢而且持续减缓，也就是说，人的年龄越大，保持基本身体机能所需的营养物质或热量就越少。随着基础代谢的减缓，需要满足基本能量需求的食物就越少。进入成年期以后，很多人必须根据体重的变化更加有意识地控制每天的饮食！

超重及其后果

增加健康风险  。在几乎所有的工业国家，人们的平均体重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都增加了。三分之一的德国人体重超标（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Ern－hrung，1996），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比如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体重超标已经很严重。（Abdul‐Rahim  et  al，2003）这种国际性的发展趋势非常令人忧虑，因为这不仅是外表问题，更重要的是医学问题：联邦德国的公民有20%因为体重超标而危及健康，因为高血压、静脉硬化、胆结石和关节劳损都与此密切相关。（Wirth，2003）非常“胖”的人还容易被人偏见和歧视（Teachman，2003），此外，人们往往认为，身体肥胖、体重超标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是他们“意志薄弱”，不注意平时的饮食，等等。然而，研究迄今未能证明，与正常人相比，可以根据这些特征区分体重超标的人。（Falth  et  al，2002）那么，究竟如何确认一个人的体重是否超标呢？

体重指数  （BMI）。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一个人的体重指数大于30，就是体重超标。根据下列公式可以确定体重指数：

如果一个人体重76公斤，身高180厘米，那么他的体重指数就是23.5（正常体重），可以根据下表测算结果：

“肥胖”是指体内堆积过多的脂肪组织，但是必须注意的是，令人忧虑的是因体内脂肪过多而造成的超重，不是运动员因为高强度训练而形成的超平均值的肌肉的超重，体重指数为25的人现在越来越多，这又如何解释呢？

能量正平衡产生的原因  。如果撇开疾病的原因不谈，那么，造成体重超标只有一种可能性：人体通过日常的营养摄入的能量超过实际需要；这样就形成能量正平衡。什么条件可以导致形成这种不利的平衡呢？首先是现在的生活方式为此提供了很多理由：

——可口的食物  。与从前相比，现在食物特别丰富可口，人们甚至在根本不饿的时候也想吃。

——咖啡馆正效应  。咖啡馆里有很多食物品种可供自助，餐馆里菜肴更是品种繁多，可以吃了这道，吃那道。这种状况就会导致产生“典型的感官性饱足”，所以可以预料，大家会吃得更多。这可以称为“咖啡馆正效应”。（Raynor  ＆  Epstein，2001）服务员则期望这种效应，他们在客人用完丰富的正餐之后还要递上甜点菜单。

——坐着的生活方式  。以前几代人的大部时间都是在农业和手工业企业从事相当繁重的体力劳动。现在的上班族都是坐车去上班，乘电梯而不爬楼梯，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坐着的，即使在家看电视也坐着使用遥控器。

——记忆的错觉  。很多人深信，自己的营养比同龄人的平均营养更健康。当人们用统计资料告诉他们，他们这个年龄段应当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少喝一点酒、少吃一些高脂肪的食物，他们就自圆其说，声称自己难得有这样一回。

——丰富的食品供应  。进化生物学的代表人物指出，荒野中的动物很难提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下一顿食物。约翰·皮尼尔及其同事解释说：“温血动物能在自然环境中生存，因为它们在醒着的时间内大部分都在寻找食物，一旦找到就立即吃掉，对它们而言是否马上需要含不含能量的食物，是无关紧要的，结果体内就存储了过多的能量，以备将来食物短缺时的需要。”（Pinel  et  al，2000）也许正是这种生物的遗传，至今还使人体将不立即需要的能量以脂肪的形式存储下来。生活在亚利桑那州的皮马印第安人，就是由于这种祖先遗传下来的身体存储能量的倾向而对健康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例子

直到1940年前后，皮马印第安人还没有超重现象。他们以在亚利桑那州索诺兰沙漠中采集的水果和蔬菜为生；由于他们所生存的地区非常干旱，只能在较短的时期内可以获得这些食物。为了生存，他们就在收获时节尽可能多吃，尽可能节省和储备由此产生的能量。与欧洲裔美洲人相比，他们的基础代谢非常低。（Ravussin  et  al，1988）此后，皮马印第安人的营养发生了变化，因为他们今天也拥有与同样的美洲人同样多的食物。因此，大多数现在还活着的皮马印第安人体重都超标；许多人体重超过200公斤，因而超过全国平均体重的八倍。此外，他们患糖尿病的概率非常高。（Nelson  et  al，1997）这一发展过程是遗传条件和环境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因为其他生活在墨西哥的皮马印第安人，没有改变传统的生活习惯，仍然保持匀称的身材，而且健康得多。（Esparza  et  al，2000）

为了减轻体重采取的理智的和非理智的措施

瘦身是今天西方主流社会的最高价值  。现在，工业国家的许多人——主要是女性——都非常想保持尽可能苗条的身材或者在需要的情况下积极主动地追求这样的身材。调查结果表明，在德国，二分之一的女性和四分之一的男性至少采用一种减肥疗法。（Westenhofer，1996；Pudel  ＆Westenhofer，2003）这一问题不仅在传统的工业国家存在，而且在亚洲国家也同样存在，比如在中国，80%的大中学生都在设法减轻自己的体重，至少有时认为自己“太胖”。（Huon  et  al，2002）当然，希望拥有一个苗条身材还仅仅是最近的事情。总的来说，女性从20世纪下半叶起对自己的形象就越来越不满。（Feingold  ＆  Mazella，1998；Owen  ＆  Laufel‐Seller，2000）因此，比如约翰·休斯顿断言：“今天被认为体重超标的人，在一个时期曾经被视为正常，那个时期不像现在，丰满是时尚。”（Houston，1985）如何解释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对苗条身材的评价所发生的变化呢？媒体在这方面无疑起了作用。

时尚杂志、促销手段和一些玩具产品的影响  。看看时尚杂志上的女模特，很快就会发现，她们的身段大多数都非常苗条。但是，即使是T形台上的超级模特也达不到芭比娃娃的标准。如果将芭比娃娃的标准移植到正常身高的女性身上，那么，她们胸围应该是82厘米，腰围41厘米，臀围73厘米；这样的身材比例在女性中不足10万分之一。（Norton  et  al，1996）如果这种非常流行的娃娃在小孩中间成为女性身材的“文化理想”，那么，就不得不让人担忧了。这样一来，人们就会千方百计的节食，希望在少年或成年时能够拥有一个修长完美的身材，而这在大自然中是极为少见的，也根本不符合个人的标准值。


插图8.7　现在，许多人都给苗条身材以极高的评价，因此很多人想通过节食获得与自己的标准值根本不相符的形象。

主观感受到减轻体重的压力。不少节食的人说，媒体参与影响了他们对苗条身材的希望。实际上还广泛存在对体重偏重的人的偏见。在一个崇尚苗条的社会，对个人及其社会关系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如果体重偏离普遍认为的标准值太远，许多人的自我价值观就会下降。同样，他们对别人的吸引力或者至少希望能有的吸引力会降低（Wadden  ＆  Stunkard，1985）；甚至在求职的时候，身材苗条的人成功的希望会大一些。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大家都希望有一个苗条的外形。要达到这个目标，原则上有两种可能性：

——经常运动，包括体育锻炼；

——减少饮食；努力成为“节食者”。（Herman＆Mack，1975）

每天适度地减少热量的摄取无疑是达到理想体重的适宜措施。当然，很多人意志薄弱，不能持之以恒地控制饮食。

节食后能量消耗的减少  。福尔克尔·普德尔和约阿希姆·韦斯顿赫费研究了这样的问题：肥胖的人，也就是脂肪很多的人，是否真的能量消耗偏少，是否因此造成了体重超标和肥胖。他们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得出的结论是：“不能认为肥胖的人是由极低的能量消耗造成的。”（Pudel  ＆Westenhofer，2003）但是，普德尔和韦斯顿赫费又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人能量消耗少是否就会体重超标，成为胖子。他们认为，“一个人的能量消耗比较少，是成为胖子的一个危险因素。”一个人如果采取了节食措施，他的体重还会超标，还会成为胖子吗？身体无疑要适应“节食期”，而且行事要非常理性：他消耗较少的能量。可见，一个人如果节食成功，真的减轻了体重，能量消耗虽然降低了，但是与减轻的体重相比也是正常的。结果是，一个人节食成功以后必须少吃，但这对很多人来说是苛求。普德尔和韦斯顿赫费明确指出，能量消耗虽然减少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减轻体重也不是不可能的：当然，人们在节食成功以后，必须继续改变饮食行为和运动行为。

重复节食使能量消耗持续减少吗  （溜溜球效应  ）？早在80年代就有人认为，重复节食会使能量消耗的持续减少。也就是说，一个人越是频繁地重复节食，他为了至少保持现在的体重，吃得就越少。因此人们称之为“溜溜球效应”。现在可以证明，人体在节食后不能一成不变地保持降低了的能量消耗。静止代谢虽然在节食后会降低，但是在四周以后又会恢复正常。普德尔和韦斯顿赫费明确指出，对营养行为作必要的调节，虽然不能轻易减轻体重，但“从生理学的角度看，这样减轻体重也不是不可能的”。

信息框8.2

在进行专业指导下的瘦身疗法过程中应采取哪些措施  ？

“不无巨大经济利益”的瘦身疗法  。在一个身材苗条被视为时尚的社会里，每天都有无数个瘦身治疗班开班和结业。但是，所介绍或采取的措施是否具有坚实的科学基础，却往往得不到充分的检验。自由市场上推介几乎数不胜数的措施和方法，这些措施和方法虽然都保证能减轻体重，但是正如普德尔和韦斯顿赫费指出的，其中“不无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其目的是“从减肥经济这个以百万计的蛋糕上分得一块”。（Pudel  ＆  Westenhofer，2003）但同时这方面也有成功的例子，西蒙内·门施和于尔根·马克格拉夫指出，90年代由于采用了改良的治疗方法，肥胖的人体重减轻了10%。（Munsch  ＆  Markgraf，2003）弗兰茨·彼得曼和尤塔·哈林在肥胖症治疗方面所采用的行为治疗方法很有特色。（Petermann  ＆H－ring，2003a）请注意下面的具体介绍：

必须自我控制每次进食  。超过平均体重的人只有自己下决心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才能减轻体重。他们首先必须严格控制自己的饮食习惯。为了达到减轻体重的目的，比如，要求实验项目的参加者坚持精确记录自己在什么场合（比如在看电视、社交活动的场合）、什么时间吃了什么东西，建议他们将所有可以在吃饭时间以外能吃的东西（比如饼干、巧克力或薯片）都排除在家庭预算以外；如果让体重超标的人挨饿，那么，他们抵制实验的自我调节能力与其说很强，倒不如说很薄弱。（Vohs  ＆  Heatherton，2000）他们据说都是在吃饱以后去购物的。

必须了解食品的卡路里含量  。要减轻体重，就必须降低每日三餐的卡路里含量。但这个目的不是简单地少吃一点就可以达到的，因为人体必须不断地摄取营养物质，以维持各个机能的运转。因此，公认的研究项目都要向参加者传授相关的营养科学知识以及有关各种食物的卡路里含量和营养价值（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

必须定期进行体育活动  。除了坚持节食以外，体育活动也非常重要，因为通过体育活动可以消耗卡路里。专业人员推荐进行体育活动，当然不仅因为体育活动可以消耗能量（这一点通常被高估）；他们还希望产生其他的效用。适度的体育活动可以增强肌肉组织，从而形成更多能快速燃烧卡路里的组织，而基础代谢不会减缓。（Wadden  et  al，1997）

社会鼓励和自我奖赏的重要性  。瘦身治疗班提出的要求，说起来容易，但个人要始终如一地达到这些要求就非常困难。因此大家都要关心，给每个实验参加者以鼓励和社会支持，同情他们的命运。为了支持他们放弃旧的习惯，遵循新的规则，应当更多地鼓励实验参加者奖赏自己的每一个进步，比如，当他们在某个时间成功地抵制了某种“被禁”食物的诱惑时，应当允许他们去看场电影或买件衣服。

父母与其让孩子以后采取治疗措施，倒不如现在多加照顾  。但是，即使在专业人士指导下的瘦身疗法，也别指望会发生什么奇迹。很久以前就已成定论的东西，今天对它们来说还是原则性的：参加减肥班的人大多半途而废，而坚持完成减肥班学业的人体重大多没有减下来。长期的研究结果表明，减肥成功的人五年后有95%在又回到原来的体重。（Stroebe，2002）体重减轻的人后来大多又恢复到原来的体重。（Stunkard，1975）可见，长期减肥是非常费力的。少数成功减肥的人花费的费用是非常可观的。因此专业人员建议尽可能全面地告诉未来的父母，应当教育自己的孩子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以便及时防止体重超标。（Taylor，2003；Petermann  ＆H－ring，2003b）

灵活进食而不是固定控制  。显然，节食对一些人来说是有效的减重方法。他们以坚强的决心长期控制饮食，但是，他们也指出，饮食酌情应当有一定的灵活性。这些人不喜欢暴饮暴食，不像普德尔和韦斯顿赫费观察到的那些人那样，只按照预定计划和节食规定严格控制饮食。按照普德尔和韦斯顿赫费的说法，他们“吃东西不是出于个人的兴趣，更确切地说，是履行一种义务，他们不履行这种义务会感到良心不安。”（Pudel  ＆Westenhofer，2003）



8.2.2　攻击行为及其解释


2002年4月26日早晨，爱尔福特一位19岁的中学生罗伯特·施泰因豪泽与父母告别；父母还以为儿子去参加高中毕业考试。10：45分，这个年轻人进入文理中学，到厕所换上黑色衣服，戴上面具。不久人们就听到楼里响起枪声。罗伯特·施泰因豪泽接连枪杀了15个人。两个警察赶到时，这个案犯又将枪指向其中一名警察，让他成为自己枪杀的第16个人。最后他自杀身亡。

这个疯狂的射手令爱尔福特和整个德国的人感到震惊。很多人知道这件事情后都问，一个19岁的中学生能这样攻击自己的同学？为什么没有人，包括他的父母或同学，发现罗伯特·施泰因豪泽制造一场最终酿成人类灾难的迹象呢？

攻击性行为的特征  。大多数人可能相信自己知道“攻击”这个单词的含义。但是当你阅读相关的心理学书籍和文章，看到其中给这个单词所下的定义时，你定会感到迷惑不解，因为早在1983年，这类文献就对这个单词作了250多种不同的特征描述。（Harré  ＆  Lamb，1983）幸运的是，大部分定义差别并不大，还可以找出它们的共同之处。那么，心理学家可以借用现有的哪些特征，将一种行为定义为“攻击性行为”呢？

故意伤害甚至蓄意杀人的行为  。在这种场合，所谓攻击性行为就是指一个人（原则上也可以是多个人）试图直接或间接地伤害他人或其财物，或者事实上已经造成伤害。（Bjorkquist  ＆  Niemel－，1992；Rechtien，1997）法官不指控这种攻击性行为，是为了谨慎起见，因为法官们宣布的惩罚也可能造成不幸，甚至伤害。沃尔夫冈·雷希蒂安补充说：“一种具有伤害故意的行为只有在违反社会标准的时候才是攻击性行为。”（Re‐chtien，1997）在这个限制条件下，雷希蒂安指出：“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律师、法官和法警（符合法律规范的）行为，不应视为具攻击性的行为。”罗伯特·施泰因豪泽无疑表现出了攻击性，这是与上述定义相一致的，因为从事后的侦查结果可以得出结论说，他为了用武器枪杀自己的同学，可能还有老师已经作了长时间的准备。他杀死别人，至少伤害别人的意图是决定性的，因而完全可以将他的行为定性为攻击性行为。医生给哭闹的小孩子打针，从表面看他虽然伤害了小病人，但是，他并不是故意让病人遭受痛苦，而是在履行救助义务时发生的不可避免的伴生现象。银行抢劫犯无视警察让他站住的命令而逃跑，警察只好开枪，对这名警察的评价也是这样：警察开枪之前已经向逃犯发出警告，可见他珍视逃犯的生命。同样，一个居民在家清扫阳台，不小心碰到了花盆，花盆掉向人行道，砸伤了一个过路的女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也不会指责这个不小心的居民没有保护好自己的花盆。

信息框8.3

下面的描述可以检验是否存在符合上述攻击性行为特征的四种行为方式：

入室盗窃犯将锤子砸向想阻拦自己的房主，但是没有击中。他在慌乱之中撞到了这家的小女儿；小姑娘摔倒了，膝盖受伤。盗窃犯为了快点逃走，举拳砸破大门玻璃，他的手受伤流血。

母亲赶快给女儿清洗伤口，贴上创可贴。母亲问女儿：“疼吗？”。女儿突然一耸肩膀叫道：“哎哟！”她生气地夺过母亲手里拿的水碗，把它扔到地上摔得粉碎。“你就不能小心点？”……“坏妈妈！”

上述场景中，哪种行为属于攻击性行为？“用锤子砸”是一种，因为盗窃犯具有伤人的意图。他自己造成的受伤虽然也可视为攻击性行为，但是玻璃碎片刺伤手背却不是故意的。同样，盗窃犯撞倒这家女儿也不是攻击性行为，因为他不是故意的。女儿将水碗摔破明显是攻击性行为，最后骂母亲也是攻击性行为。

区别工具性攻击和敌意性攻击  。寻找一个符合所有情形的特征有哪些困难，请看下面的例子：刽子手受法庭委托行刑；拳击运动员将对手打得鼻子流血；猎人射杀了一只生病的动物。这些例子都说明，在每一个场合，都存在伤害他者（人或动物）的故意。很多心理学家可能都愿意将这种行为称为攻击性行为，但是，他们提醒大家注意，这种伤害不是主要目的，更确切地说，是不可避免地出现的次要结果。处决罪犯是保护社会不再遭受侵害；拳击手只是向公众展示他的体育优势；猎人终究也是为了保护环境。这些情况可以称之为工具性攻击行为。这种行为与敌意性攻击行为——比如罗伯特·施泰因豪泽那样以故意伤害他人为首要目标的行为——是完全不同的。顺便提一下在作出这种判断过程中的评价。死刑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可能经常争论，刽子手的工作是否能一概而论都归为敌意性攻击行为；很多猎人明确否认射杀动物是攻击性行为。这种观点是可以考虑的，因为人们只将攻击这个概念用于描述在社会上被负面评价的行为。

攻击性行为的确认也取决于主观评价  。只有通盘考虑了行为发生时的各种情况，才能确定是工具性攻击行为还是敌意性攻击行为。一个参加某个团伙的年轻人殴打一个行人，因为他感到受了这个人侮辱了（敌意性攻击），或者因为他将打人这件事看作向同伴展示勇气的检验（工具性攻击）。另外，对这同一种行为实施者和观察者通常会作出不同的解释。如果一个人对他人采取以侮辱和伤害为目的措施，是为了提升自我价值，那么，这种行为就可以认为具有工具性特征。采取这种方式似乎也是以此为理由的。一个人在左车道强行挤轧另一个开车的人，他在接着必须作出解释的时候就会辩解说，为了赶时间他不得不对“那个慢吞吞的新手”采取措施。相反，被挤轧的人和其他目击者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他们看到的行为明显是敌意性攻击行为。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很难减少因攻击而引起的冲突，因为除了极个别例外，人们同样不会相信情绪激动的进攻者，认为他的行为具有各种敌意性攻击的特征，根本不容辩解。

攻击性行为的解释  。

“人性本恶。”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Hobbes，1588－1679）在17世纪见证了很多宗教战争和内战。人类公开解决冲突的方式方法，使他没有理由认为人是理性的。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得出结论说，人类首先相信自己的力量并热衷于赢得对他人的优势。霍布斯认为，因为人对人是狼（homohominilupus），如果国家无力建立秩序，规范个人的行为，那么人们很快就会自相残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观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侵略性行为后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弗洛伊德认为——行为生物学家康拉德·洛伦茨后来也认为，机体内不断积聚攻击性能量，超过压力最终就会释放。（Lorenz，1963）这种“蒸汽锅炉理论”现在已证明是不正确的。但是洛伦茨与弗洛伊德不同，他认为，攻击性行为不是自我毁灭；更确切地说，这种行为有助于适应和生存。

整个人类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人性本恶”这个论断。人类学家阿什利·蒙塔古利用最古老的文献得以证明，在5600年间一共爆发了14600场战争，也就是说每年爆发2.6场战争。（Montagu，1976）因为这一数据是在60年代早期统计的，所以根本没有包括远东（比如越南）战争、柬埔寨的种族屠杀以及在阿拉伯半岛、非洲、南美和欧洲（在前南斯拉夫地区）发生的大量冲突。


插图8.8　人类自有历史至今，战争频仍，这似乎可以证明“人性本恶”这一论断。（图示：公元前490年，在马拉松战役中，希腊人将波斯人赶回他们的战舰。）

为和平共处所作的巨大努力有目共睹  。媒体相信，（大多数可以作出负面评价的）重大事件会得到受众的关注，因此在选择新闻时也就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尽管如此，关键的问题在于，日常的观察是否也没有为多数人为和平共处所作的努力提供大量启示。

启动自我体验

您可以利用下次参观一个城市的机会，观察攻击性行为发生的频率。您等了多久才看到一个行人谩骂，甚至殴打另一个人或几个人？人们明显和睦相处与平等对待的事情与明显互相攻击的行为发生的比例有多高？在结束参观以后，您会考虑总的观察结果，会为人类更爱好和睦相处还是更具攻击性提出证明吗？

爱德华·威尔逊（Wilson，1975）根据自己的观察得出结论说，来到地球的火星来客很可能难以看到攻击性行为，因为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采取暴力行为。火星来客很难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人们故意要毁坏财物或伤害他人。关于人类具有攻击性的论断似乎——至少乍一看——是充满矛盾的。

攻击性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对人的攻击本能天生论的驳斥  。对于人类和动物如何能具有攻击本能这个问题，行为主义生物学家的回答大多要引用查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进化论）。这种理论认为，每一种更强壮或者更有适应能力的生物拥有更多的生存机会。比如，雄性动物为争夺雌性动物而战，还要驱逐自己领地上的入侵者，保护幼崽。在这种冲突中，往往是更强大、更机敏的动物获胜。同时这也为它们的生存创造了良好的前提。个体的遗传结构就是以这种优势为条件的，所以更有可能遗传给后代。当然，如果因此认为，该死的人类由于进化而不得不采取攻击性行为，那么，就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人类学家阿什利·蒙塔古以丰富的例证驳斥了人的攻击本能天生论。他写道：“攻击本能是天生的这种说法给人这样的印象：人是不折不扣的机器，受自己的祖先，‘杀人犯’猿身上继承的根深蒂固的本能所驱使。这种理论勾画了一幅悲惨的画面。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人种的未来就真的是令人沮丧的，希望渺茫的。”（Montagu，1976）

攻击性行为和逃跑行为都是可能的适应性的表现  。有人认为，攻击性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成为生物的遗传结构的一部分，这是片面的观点。在这方面毫无争议的是，攻击性行为能够确保一种生物或一个种群的生存。发动攻击不是同时也有很大的危险吗？自愿参加战斗的人，始终必须考虑到有可能受伤或战死。在有些情况下，发动攻击能够拯救生命。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因为危险太大，所以寻求和平的解决方式或者干脆逃跑，以避免战斗，可能更具有达尔文所说的适应能力。（Maynard‐Smith，1974）

文化差异

攻击意愿部分是不同文化价值的结果  。如果将不同的人类群体作一番比较，就可以发现，有些群体相当平和，有些群体则非常具有攻击性，但即使具有攻击性的群体也不是永远具有攻击性。（Montagu，1976）归根结底，一个群体的成员是否愿意采取攻击性行为解决人际冲突，文化价值具有决定性作用。（Cohen  et  al，1996）美国的杀人犯罪率很高，被视为具有攻击性的社会，而其他国家则可以视为非常“爱好和平的”国家。各个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方面也会发生变化：比如，300年前瑞典人的暴力犯罪率在西方世界是最高的，而现在则是最低的。（Lagerspetz，1985）这种发展被视为社会和文化变化的结果。

爱好和平的社会  。布鲁斯·伯恩塔描述了25种典型的爱好和平的群体。居住在马来西亚热带雨林中的奇旺族（Chewong）的语言中甚至没有吵架、斗争、侵略或者战争等概念。（Bonta，1997）爱斯基摩人的屋库—因纽特文化将攻击性行为视为社会无能的表现，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他们的语言将“攻击”一词解释为“幼稚”。（Oatley，1993）在很多群体中，攻击性行为明显不起或只起很小的作用，如何解释这一点呢？伯恩塔得出的结论是，他研究的大多数群体都拒绝竞争，在各个生活领域加强合作。这种区别部分地源自社会根据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结构进行划分。（见第123页）文化人类学家通过比较证明，人是具有攻击性的还是爱好和平的，绝对不是取决于人的天性；更确切地说，人成长和生活的文化背景对人的行为起着决定性作用。

性别差异  。如果问朋友和熟人，性别在攻击意愿上是否存在差异，那么，就会得到相当一致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男性比女性更具攻击性。生物学知识丰富的调查对象会设法援引动物王国的研究来论证自己的答案。雌性想生育健康、生存能力强的后代，因此偏爱强壮的雄性。雄性必须战胜其他同性来展示自己的力量，才能博得雌性的好感。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难道男人的基因保留更强的攻击性？

男性发生肢体攻击的可能性较高  。如果我们通过攻击一词的定义，只考虑那些通过身体侵犯故意伤害他人的措施，那么就可以发现，女人的攻击性行为比较少，她们害怕这样的行为会伤害别人，反过来伤及自己或引发负罪感。（Eagly  ＆  Steffen，1986）只要查阅18世纪以前的历史资料，就能发现，男性暴力犯罪比例高于女性：“进攻越猛烈，男人获得优势的机会就越大。”（Ellis  ＆  Coontz，1990）典型的性别差异在幼年时期就已显露。人们在观察了3－6岁的孩子后发现，男孩子肢体攻击行为相对比女孩子多。但是当他们进入成年早期，性别差异会减少，这主要是因为15—18岁的少男身体攻击行为不断减少，而同时语言的和间接的攻击性行为则更为频繁。（Loeber  ＆  Hay，1997）当然，女孩或女人是否具有攻击性行为，取决于各种不同的文化。在委内瑞拉的玛格丽塔岛（Margarita），女孩子们很早就从父母和祖父母那里知道，攻击性行为，包括肢体攻击是做女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这个岛上的居民来说，女性的攻击是受人欢迎的行为。（Cook，1992）

女性发生关系型攻击的可能性较高  。布里特·盖伦和马里昂·安德伍德严格区分了青春期少男少女的攻击性行为，并且形象地描述说：“男孩子喜欢用拳头打斗，但打一会儿就不打了；女孩子喜欢打嘴仗，一开始就停不下来。”（Galen  ＆  ＆  erwood，1997）请问，女性如何表现典型的攻击？女人的攻击绝不比男人少；只是表现的方式不同罢了。“女人生性平和，男人爱好动怒”，这种说法不过是神话。（Micus，2002）因为女人天生没有男人肌肉强壮，所以她们谨防成为肢体报复的牺牲品。由于女人比男人更重视社会交往中的社会关系和信任，所以她们认为，如果在社交方面受到伤害，就会感到非常痛苦。（Crick  ＆  Rose，2000；Crick  et  al，1999）这种“关系型攻击”或者“间接攻击”可能有多种表现形式，比如，一个女孩想向她原来的朋友委婉地说明，今后她要与他人建立朋友关系。（“你不再是我最好的朋友了！”）这位朋友就会让她感觉到，不欢迎她参加即将举行的生日聚会。（“我再也不会邀请你参加我的生日聚会！”）从此背后议论对方或者传播谣言（“丹尼尔说，你的样子很傻！”）。由于怨恨对方，所以传播对方在私密谈话中所说的内容。如果将15—18岁的少男少女作一番比较，就可以发现，很多国家，比如芬兰、以色列、意大利和波兰的女孩子的间接攻击性行为多于男孩子。（Osterman  et  al，1998）即使成年人，也有相应的性别差异。（Micus，2002）因此，男人比女人更具攻击性的说法虽然很流行，但只要将各种形式的攻击性行为加以比较，就不可能得到证明。此外，克里斯丁娜·米库斯提醒人们注意，在比较两性的攻击性行为时必须考虑环境条件：“面对身份显赫的人，几乎所有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很难表达不愉快的感情。”米库斯解释说，由于女性在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方面的地位往往不如男性，所以在比较男人和女人表现出来的攻击性行为的差异时必须考虑到附加的立场：“平和不是女性行为的主要特性，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女性由于地位比较下，表现得比较平和。”（Micus，2002）

现在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人们——小孩和成年人——进行互相攻击？什么事件、什么环境条件有可能引起攻击性行为的发生？

沮丧型攻击的假设

沮丧是尝试达到目标的障碍  。生物学家尝试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人和动物能够产生攻击性行为，这种行为对生物有什么作用，而心理学家致力于回答的问题是，攻击性行为是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的。什么时候可能发生攻击性行为？30年代末，美国耶鲁大学的一些心理学家集中精力研究了一种他们称之为“沮丧”的状态。（Dollard  et  al，1939）所谓沮丧，就是人们正在为达到某一目标而努力，但是他追求目标的行为受到了阻碍，也就是说，他未能达到目标。一个匆忙赶公交车的人，就在到达目的地之前，看到公交车“在自己的鼻子底下”开走了，就可能感到沮丧。沮丧总是会引发攻击性行为吗？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作了大量研究，试图解释这个问题。

沮丧型攻击假说的最初版本  。罗伯特·西尔斯和同事们在一次实验中，邀请大学生参加聚会，声称聚会在晚上开始，其间要观察疲劳的过程。（Sears  et  al，1940）实际上主人要反复让客人感到沮丧：既不让年轻人抽烟，也不让他们说话；突然打断年轻人的社交游戏；答应的热早餐也没有送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到，测试对象在这个夜晚越来越怒不可遏。他们诅咒这种实验，怀疑实验组织者的精神有问题。有一个大学生信笔涂鸦（见插图8.9），问他画的是什么，他立刻回答说：心理学家！

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在完成似乎可以证明他们所说的沮丧和攻击之间的联系的实验以后，决定在1939年公布沮丧性攻击的假设。这一假设包含两个观点：

——沮丧总会引起某种形式的攻击性行为；

——攻击始终是沮丧的结果。


插图8.9　一个一再感到沮丧的实验参加者所作的明显带有攻击性的涂鸦。

沮丧型攻击假说的有限适用性  。有人断言，沮丧的结果就是攻击，当然，这种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Berkowitz，1989）其一，沮丧情绪产生后只有在短时间内具有攻击倾向。（Green  et  al，1998）经过较长时间的沮丧，比如一小时后，几乎就不再有攻击的意愿（Buvinic  ＆  Berkowitz，1976）；其二，可以肯定，甚至比较强烈的沮丧也不会总是引发攻击性行为，它可能同时引起恐惧和消沉。纳粹时期集中营里的囚犯只能苦苦煎熬，沮丧的程度无疑最强烈，持续的时间最长，但是囚犯们却依然表现得非常冷漠和消沉，而没有发生公开的攻击性行为。1945年盟国军队在这些关押在集中营的、即将释放囚犯的脸上清楚地可以看到这种冷漠。集中营的囚犯必须忍受着极端的，简直令人难以想象的生活条件。如果这些感到沮丧的人认为，禁锢他们的目标明确的行为是非法的和专制的，那么，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可能不断发动攻击。（Batson  et  al，2000）如果一个人借助“社会认知解释模式”能对一件令许多人感到沮丧的事情抱无所谓的态度，那么，就不可能产生攻击性的反应。（Mischel  et  al，1996）比如，对这样的事情可以作如下解释：“如果这次我没有搭上想上的公交车，那我就等下一班车。”——“公交车从‘我的鼻子底下’开走，肯定是因为司机没有看到我。”

同样，沮丧型攻击假说的第二种说法的普遍适用性也值得怀疑。攻击性行为难道真的总是由沮丧引起的吗？一个受雇杀人的杀手在行动之前先要感到沮丧吗？难道战时的轰炸机机组人员一直要等到某种愿望没有实现，产生沮丧情绪后才向居民区投掷炸弹吗？一个销售员难道感到沮丧后，才攻击性地向顾客提供商品吗？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场足球比赛之后，球迷会上街游行，打破橱窗玻璃，毁坏汽车，攻击行人，但是他们采取这些破坏行为通常不是因为失望，而是因为自己支持的球队赢得了胜利。

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原来断言，沮丧和攻击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这种论断显然过于狭隘。因此，莱昂纳德·伯科威茨通过潜心研究，全面驳倒了这一理论。


插图8.10　被关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即将释放的囚犯。他们在极端令人沮丧的环境下没有作出攻击性反应，而是显得非常冷漠和消沉。

经过修正的沮丧型攻击假说

沮丧是很多不愉快的经历之一，会使人产生消极情绪  。伯科威茨解释说，沮丧可以（但并非必然）导致攻击性行为（Berkowitz，1988；1989），前提是，沮丧可能引起情感层面的愤怒或像其他人所说的内心激动。（Zill‐mann，1994）根据这一被修正了的观点，攻击性行为产生于消极的、不愉快的情绪，而不是产生于先前的沮丧。但是人们产生消极情绪不仅是对沮丧作出的反应，在其他条件下，比如身体不适，觉得自我价值感受到伤害或者酷热的天气等等的条件下也可能产生沮丧。这些诱因条件可能提高普遍激动的程度，同时情不自禁地采取攻击性行为。（Carlson  et  al，）

高涨的激动情绪向其他情景的转移  。疯狂的球迷在自己的球队获胜之后不会感到沮丧，但他们在“自己的”球员当着观众的面成功断球以后很可能极为激动。根据多尔夫·齐尔曼的“激动转移理论”，这种在特定场合（体育场）产生的强烈的激动情绪，只能缓慢地消退，并可能转移到其他场合。（Zillmann，1994；1996）因此，当观众在比赛结束后来到大街上时，他们在足球场上产生的激动情绪还没有减退。齐尔曼认为，这时很可能发生攻击性行为，除非人们意识到自己的过分的激动——在前一个场合产生的激动尚未消退——，将激动产生的原因正确地归之于上一个场合，而不是归之于眼前的场合。如果发生了一起引起消极情绪的事情，那么，接下来很可能会将攻击性行为发生的原因强加给臆想的人和事。个中原因可以用他人挑衅的例子来解释。

信息框8.4

如果您刚刚进行了体育运动，比如完成了几千米的长跑，那么，您在短时间内会非常激动：您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但是并不生气。但是，您在慢跑喘气时听到一个路人的让人恼火的话时，您会怎么样呢？您在非常激动的情况下刚一到家就听到指责，您又会作出什么反应呢？在这种场合或类似的场合，您有可能作出攻击性的反应吗？

非常激动情况下的相互挑衅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攻击性行为的诱因是受到侮辱和挑衅。如果人们在已经非常激动的情况下，将冲突对方的话解释为人身伤害，那么，就很可能作出攻击性反应。指责和侮辱——更为严重的是打人——很快就会使对方想到报复，从而形成攻击性行为呈螺旋型上升的趋势。这种螺旋型趋势很多源自很小的矛盾，接着各自都伤害或指责对方；从而争执的焦点越来越多，结果形成“焦点扩大”（英语：issues  proliferation）。（Rubin  et  al，1994）

滑稽电影以逐渐升级的互相挑衅描绘了这种社会情景。插图8.1复述了电影《胖子和傻子》中的典型例子。这组图片首先表现的是演员劳莱和哈代拿着一棵圣诞树要兜售给一个陌生人。然而，这两位推销员的纠缠不休让这个人感到非常恼火，于是他打了一个很不友好的手势，劳莱和哈代对此不能置之不理，他们接着就开始捣毁这个“难缠的”顾客的房子。当然，他们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房主进行了报复，将这两个不请自来的推销员的汽车砸坏了。电影中为了娱乐观众而设计的情节，当然不能与国家之间的冲突相提并论，国家之间如果长时间相互威胁、侮辱和挑衅，结果就会演变成军事冲突。

每个人面对挑衅和侮辱都作出相同的反应吗？或者说，每个受害者都有自己的性格特征，是否作出攻击性反应，完全取决于这种性格特征吗？在寻找这种性格特征的过程中，自我价值首先使人们产生了研究的兴趣。


插图8.11　引自电影《胖子和傻子》中的一个例子，能说明双方相互挑衅的过程能使攻击性行为不断升级。值得注意的是，争执的焦点越来越多。

自我价值

低下的自我价值不是强烈的攻击意愿的培养基  。公众显然普遍认为，自我价值低下的人，不怎么自信，看不起自己，很容易作出“敏感”反应；这样的人——偶尔会听到这样的论点——攻击他人，是想改变自己窝囊的形象；因此，他们由于微不足道的冒犯也会采取攻击性手段。这种观点真的符合实际吗？根据罗伊·鲍迈斯特的看法，答案明显是否定的。（Bushman  ＆  Baumeister，1998；2000）现有的研究结果不能证明，犯罪行为、暴力事件和攻击性行为都是自我价值感较低的人干的。那么，自我价值与攻击性意愿就毫无关系吗？


插图8.12　根据希腊神话，美少年那喀索斯爱上了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因为这种自恋无法实现，他备受自恋之苦；最后他幻变成了一株水仙花。（那喀索斯像，卡拉瓦乔作，1598—1599年）

攻击性意愿和自恋倾向  。大部分攻击性行为都是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实施的。这样的人也被称为自恋者（Narzissten）（源自希腊神话，美少年那喀索斯（Narziss）迷恋上了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因为这种自恋始终无法实现，于是折磨着他，最后憔悴而死，变成了一株水仙花。）

上述意义上的自恋者认为，侮辱是对自己高估的高大形象的威胁，因此他们要通过攻击捍卫自己。（Bushman  ＆  Baumeister，1998）他们的“回击”显然是想惩罚攻击者，迫使其立即停止侮辱，不能再犯。（Baumeister  et  al，1996，2002）但值得注意的是，只有那些过分重视自己高大形象的人才会作出这种敌对的反应，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错觉的结果。相反，那些威望确实很高又能正确评价自己的人，在受到外来攻击的情况下不会轻易感到威胁，因而也不会立刻进行防御。但是，一个人是否作出攻击性反应，还取决于当时所处的环境。

环境对攻击意愿的影响  。一个人所处的环境和他的行为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这是环境心理学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之一。（Hellbrück  ＆  Fisch‐er，1999）比如，我们知道，住在人口密度很大的住宅区的人比那些住在人口密度不大的小区的人更具有攻击性。（Bell  et  al，1996）对于在什么情况下预计人们会采取具有攻击性行为这个问题，社会学家往往回答说，一是向外人隐瞒身份的人，二是那些权威人士，他们要求别人服从实施处罚的命令。色情电影会增强观众的攻击性行为，这种经常听到的说法是否符合事实，信息框8.3试图作出解释。

信息框8.5

观看色情表演会提高攻击性吗  ？各种表演内容之间的区别  。今天的众多媒体，不管是纸质的还是影像的，都充斥着性描写或性图像。色情表演和淫秽表演之间的界线难以区分，这无疑还取决于观众本人的观点。仅仅为了方便起见，这里将只区分暴力和非暴力的色情表演。（色情Pornographie这个概念源自希腊语；Porna意为古罗马妓女的表演）“对‘色情’这个词似乎难以下一个贴切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义”（Selg  ＆Bauer，1986），所以这里只强调一点：非暴力的色情表演明显指成年人的性活动，表演者明显是自己同意的；因此，在这个限度内，赫伯特·泽尔克将这个概念称为色情的或肉欲的。（HerbertSelk，1988）相反，暴力的色情表演是在某种强迫措施或惩罚措施的威胁下进行的性活动，妇女通常是受害者。

色情表演对观众的影响  。观看性感的裸体会使许多人产生愉悦的感觉，但是不会引起性冲动。（Selg，1988）相反，非暴力色情表演更能使观众产生性冲动（Byrne  ＆  Kelley，1984）；但在通常情况下不会使人对女性发动性侵犯。（Donnerstein，1984）然而，如果色情表演有暴力内容，就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增强观众的攻击性，但不是针对其他男性，而是针对女性。（Malamuth，1998）二是增加这样的可能性：观众看了表演不愿意设身处地为强奸受害者着想，却容忍对女性的侵害。（Donnerstein  ＆  Linz，1995；Donner‐stein  ＆  Malamuth，1997）

男性看了色情暴力表演可能强化  “强奸的神话  ”。色情暴力表演大多按相同的模式描述或表演强奸情节：女性受害者起初奋力反抗，试图摆脱男性侵犯者，但是受害人因侵犯而兴奋起来，最后非常享受这种暴力的“被占有”。小说《飘》就是这样描写女主角斯佳丽·奥哈拉的。她反对男主角的调戏，哭着被拽到床上，但是醒来时却愉快地哼着小曲。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媒体频繁描绘这样的情节会造成以下后果：

——会强化男性心目中经常出现的错误想法，即女性一开始虽然会反抗，但是，被强有力的男性暴力占有以后，最终还是会感到享受。

——可能的结果是，强化男性对女性的攻击意愿。

有人认为，女性内心深处是享受强暴的性的，并会将其当作其乐无穷的刺激来体验，这种错误的想法被称为“强奸的神话”。（Krahé，1998）当然，如果仅仅将色情媒体及其渲染的暴力情景称为促成性侵犯的原因，那么就未免过于简单。70—80年代，在丹麦、瑞典和德国，自由接触暴力色情媒体的人数日益增长，但是这些国家的性侵犯率始终没有同期增长。（Bauserman，1996）因此罗伯特·鲍泽曼认为，为努力降低性侵犯率，应当集中揭示性罪犯的经历和特殊的生活状况。可以肯定地说，相信强奸的神话将会妨碍男女之间的真诚的交往。男人应当相信，当一个女人说“不”，就是“不同意”男人的性要求。如果男人将这个“不”理解为“继续进行”的暗示，那么就可能发生强奸的危险，强奸往往可能造成心灵的和肉体上的创伤，并且会影响一个健康女性对性的看法。（Golding，1996）

暴力色情作品对男性的影响是不同的  。不是所有男子都会受暴力色情作品相同的影响。只有那些观看性暴力表演感到很受刺激，并对强奸妇女表示容忍的男子，才会增强对女性的攻击意愿。（Malamuth，1986）此外，还有一些人，他们由于自己的生活经历特别想对女性展示权力和优势，对女性不怀好意（Malamuth，1998），不考虑他人的感受，这样的人也喜欢观看暴力表演。（Malamuth  ＆Thornhill，1994；Dean  ＆  Malamuth，1997）

身穿制服和隐姓埋名条件下个人身份的消失  。人们很早就知道，隐姓埋名的人会表现出在其他条件下没有的行为特征。从前法庭雇用的刽子手经常戴着风帽（见插图8.13），这肯定不是偶然的。死刑的行刑者一般以假名作掩护，这显然有助于他执行自己残酷的任务。同样，爱尔福特的那个中学生也是戴了面具才开始射击的。

去个性化状态下可能增强攻击意愿  。在一项经典的实验中，菲利普·津巴多观察了那些戴风帽、穿长袍、把自己的脸部和身体遮得严严实实，因而无法识别其身份的女性。（PhilipZimbardo，1969）在这样的条件下，她们电击别的女性的意愿比那些不戴面具、佩着大名签的女性高一倍。（这些被调查的“受害者”只是假装的，事实上并没有遭到电击）身份的丧失无疑有助于采取这种行为，人们称之为“去个性化”。在其他的许多研究中确实可以看到，对外人隐瞒个性的人伤害陌生人、欺骗他人和触犯法律的意愿都比较强。（Aronson  et  al，2002）女性在玩有打斗场面的视频游戏时，如果她们的身份是大家熟悉的，那就很少会表现出攻击性，但是一旦隐姓埋名地观看这样的片子，她们就表现出和其他男性一样的攻击性。（Lightdale  ＆  Prentice，1994）当然，人们在极度隐瞒身份的情况下，也并不总会提高攻击意愿。


插图8.13　巴黎14世纪的刽子手。他戴上面具在别人面前掩护自己的身份，从而可以从容地执行绞刑。

去个性化状态下接受社会身份的意愿比较高  。在另一项实验中，罗伯特·约翰逊和莱斯利·唐宁让测试对象穿上护士的罩衫；于是她们同样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她们穿着这样的衣服实施的电击意愿低于其他穿着正常衣服的人。（RobertJohnson  ＆  LeslieDowning，1979）这一结果使那些得出另外结论的人大感意外。难道人们在去个性化状态下不一定会更具攻击性吗？如果认真看看大量研究人们在去个性化状态下的行为的实验，确实可以看到不同的情景：根据汤姆·波斯特莫斯和拉塞尔·斯皮尔斯的观点，群体和个体在去个性化状态下宁愿适应特殊的情境标准。如果一个人隐瞒自己的个人身份（隐姓埋名度提高），他的自制力也随之下降，那么，就会形成一个社会身份，同时遵从群体标准（期望）的意愿也比较高。（Postmes  ＆  Spears，1998）如果一个群体（“我们的群体”，详见第460页）对另外一个群体（“他人的群体”）持负面看法，可能还有仇恨，那么，“我们的群体”的成员就会对“他人的群体”作出极为强烈的攻击性反应。相反，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是某个群体的一员，那么他就会将关心和帮助他人作为自己的准则（“我们是护士”），就会接受一个相应的社会身份，就会照顾他人的健康而不是伤害他们。

奉命攻击  。一个人在隐姓埋名的状态下是一个“没有姓氏的人”，是很难跟踪的。一个侵害了他人的权利，而且“没有被发现”，实际上是很难追究其法律责任的。但是，在纳粹统治时期，那些残酷迫害集中营里的犯人的人却并没有隐姓埋名。他们为什么能够犯下这样的罪行？后来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时，他们只说自己是服从上级的命令，是遵守现存法律的公民。换句话说：他们“只是”服从命令。

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命令实验  。许多人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只要大人物下达相应的命令，他们就会非常愿意地去从事甚至杀人的活动，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自问，这样的服从命令是否也能在实验室中得到实现。（Mil‐gram，1966；1974）米尔格拉梅是一位极富创造性的社会心理学家，他不幸因心肌梗死猝然去世，享年仅51岁。他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作出了引人瞩目的贡献，但最著名的还是他所进行的关于人的服从的实验。

米尔格拉姆设计了这样一个情景：在所谓的学习和记忆实验中，测试对象作为“老师”必须用残忍的电击惩罚一个犯错误的学生（实际上是实验组织者的同事）。命令规定，第一次出错处以轻度电击（15—60伏），依次处以中度电击（75—120伏），重度电击（135—180伏），超强度电击（195—240伏）、剧烈电击（225－300伏）和极端剧烈电击（315－360伏），倒数第二级的拉杆上贴着“危险”（375－420伏）的标签。最后一级只贴着XXX（435－450伏）的字样。

当然，“学生”按照规定的顺序依次回答问题，不管正确还是错误，都没有真的遭到电击。给他们的命令规定，在“老师”拉下300伏的拉杆后要假装痛苦，然后猛烈地撞墙，马上拒绝任何回答。对于这种反应，在场的实验组织者告诉“老师”，这样的行为应当被视为错误，必须施以相应的惩罚。“老师”拉下标明315伏的拉杆之后，“学生”又根据他的命令加强自己的反应。“老师”在施以更加严厉的惩罚后，就再也听不到隔壁房间——那些“受害者”待的地方——有任何声响了。如果真正的测试对象——“老师”此时拒绝施以进一步的惩罚，那他就会得到接连四次的警告，不能怀疑实验，必须根据命令继续进行。这时测试对象会怎么表现呢？

米尔格拉姆实验的结果  。实验的参加者总共40人，没有一个人拒绝实施低于300伏的电击，到300伏时，有五个人停止了行动，九人最终反对实施312－375伏的电击，而竟然有26人（占65%）对自己的“学生”处以了450伏的电击！

后来的实验反复证明，其他民族的人在这样的实验中也绝对没有不同表现。比如，在澳大利亚，服从命令的水平高达68%（Kilham  ＆  Mann，1974），约旦有63%的实验对象服从实验组织者的命令（Shanab  ＆  Ya‐hya，1978），在德国的一项实验中，有85%的“老师”愿意根据相应的命令拉下最强烈的电流拉杆。（Mantell，1971）在荷兰进行的一项稍微有所改动的实验中，有92%的测试对象愿意“服从命令”，在所谓的招聘面试中用侮辱性的评论来影响求职者的成功机会。“求职者”恳求他们不要恶意中伤，他们完全不予理睬。（Meeus  ＆  Raaij‐Maakers，1995）


插图8.14　米尔格拉姆的实验表明，很多人在权威的推动下，采取他们在正常情况下会予以谴责的反社会的行为。

不容忽视的是，测试对象——至少在实施较严厉的惩罚时——无论如何要克服激烈的内心冲突，才能继续执行实验组织者的命令。有些参加者表面上看不出有异常的征兆，但其他参加者明显表现出激动不安：他们发抖、流汗、深呼吸、绝望地摇头。一位观察者对此有如下纪录：“我看到一位成熟的处事不惊的商人，走进实验室时面带微笑而且自信。20分钟内，他变成了一个浑身颤抖、说话结巴、极端衰竭的人，精神几乎崩溃。他不停地拉扯自己的耳垂，揉搓自己的双手，有时双手攥拳，喃喃自语：‘噢，上帝，快结束吧。’但是他仍然继续服从实验组织者的每一句话，自始至终都服从于他。”（Milgram，1974）

许多测试对象之所以愿意毫不怀疑地实施这种攻击性行为，是因为米尔格拉姆让他们面对的是知名大学的科学家的权威，在实验中将他们的大部分社会责任委托给了科学家。如果公认的权威命令从事相应的活动，情况可能也是如此。总之，米尔格拉姆在得出那些让他不安的结果以后，多少有些无奈地说：“相当多的人都会去做别人让他做的事情，而不考虑要做的事情的目的，不受良心的约束，总之，只要命令来自公认的权威，他们就会照章行事。”（Milgram，1974）现在，米尔格拉姆的研究已经在世界许多国家重复过多次，测试了各种不同的对象，测试环境也作了很大的调整（Blass，2000）：这些研究以极其令人不安的规律性不断验证着米尔格拉姆第一次实验的结果。



8.2.3　促进学习动机的若干条件


动机和学习之间的联系  。“动机”和“学习”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比如，许多人根据自己的日常经验知道，人们必须要有学习的动机。从科学的观点看，这两个概念之间也存在联系。比如，伯纳德·维纳发现：“往往可以从学习中推导出动机，而学习往往又依靠动机。”（Weiner，1990）在这一点上，这个关键问题说明：学习动机是怎样激发的？对这个问题没有简单明了的回答。

自我实现的预期和其他动机  。学生在争取好成绩时会经历成功和失败。他们情绪上对此有什么反应，取决于他们怎么向自己和他人解释这一问题。在这一前提下，每一个学生在为之努力的学习领域就会形成比较长远的自我实现预期（英语：selfefficacy），并且对今后的学习动机产生决定性影响。学生在争取好成绩时的表现是不断努力和持之以恒，还是学习意志不断消退，最后“一筹莫展”，就完全取决于这种自我实现预期。

关于个人能力的观点

个人能力的感觉是可以通过努力控制的  。孩子上学时就知道，学校老师给他们布置的作业必须完成。当然，他们很快还会知道，在学校里不会一帆风顺，有时也会遇到失败。如果问小学低年级的孩子们，他们在完成学校作业时还算顺利，关键是什么，那他们多半会以某种形式回答说，是“技能”（K9nnen）。要阅读文章，就必须“能”阅读。如果不“能”阅读，就必须练习阅读。心理学家往往说“能力”（F－higkeit），而不说“技能”（K9nnen）。那怎么才能提高自己的技能或能力呢？从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那里可能获得富有启发性的回答，狄波拉·斯蒂佩克将其总结如下：这些孩子“以为，聪明人勤奋努力，作出巨大努力，就会变得聪明……一个人如果非常成功，那么他肯定付出了很大努力，而且他一定非常聪明。如果他失败了，那么肯定没有付出努力，因此他也不会聪明。”（Stipek，2002）因此，六七岁的孩子认为，“聪明”和“变得聪明”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也就是说，根据支配低年级小学生的想法，只要勤奋努力，刻苦学习，就能提高自己的能力。一二年级的小学生普遍认为，个人的能力是一个人的可变特征，是可以控制的，通过努力是可以提高的。

以学习目的为取向  。学生刚上小学的时候都以学习目的为取向（“优等生”mastery或“学习分数”learninggoals）。（Dweck，1986；Elliott  ＆Dweck，1988）他们希望提高自己的技能和能力。即使遇到挫折，也不会影响他们的学习动机，因为他们将挫折看作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能够借此克服存在的缺陷。学习目的明确的学生不会因为错误和批评而感到沮丧，因为他们坚信，达到学习目的不会轻而易举。当然，有很多学生在小学阶段就不再以学习目的为取向，这一点在进入高年级之后显得更为明显。他们只以业余爱好为取向。这非常令人惋惜，因为那些以学习目的为取向的学生，学习动力特别强劲。（Elliott  ＆  McGregor，2001）他们作为有内在积极性的学生，喜欢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尤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毅力特别强；他们都具有良好的学习方法和处理问题的方法，非常渴望提高自己的技能。（Barron  ＆  Harackiewicz，2001）那么，是什么使很多学生丢掉了这种取向呢？目前大家普遍接受的回答是，学校及其各自使用的评价体系对学生养成怎样的能力观念产生决定性影响。（Ames  ＆  Archer，1988）

个人评价标准  。学生能感觉到自己通过练习而逐渐提高的能力，他们相信自身能力是可提高的。体育老师或教练可以拿学员当前的成绩与以前的成绩进行比较，从而看到这些变化。老师可以告诉学生，他哪些方面取得了进步，还有哪些缺陷需要通过练习加以克服。教练员可以让运动员观看自己以前和现在取得成绩的录像，以便让他直观地看到自己的进步。如果个人的绩效行为成为评价体系的基础，那么，这就是个人评价标准（也叫任务取向）。学员如果成绩有明显提高，就会获得好评，相反，如果成绩下降，就会遭到比较严厉的批评。（Rheinberg，1980；2001）

感觉个人的能力是不可改变的，而是社会比较后进行评价的结果  。学校的评分体系将一些学生的成绩同另一些学生进行比较。比如，学生看到自己的分数就知道，自己在考试中取得的成绩比同学好还是差。这种评价体系称为社会评价标准。由于学生长期得到老师完全相同的或基本相同的评价，所以他们就会联想到，分数提不高，能力就不会提高。如果询问小学高年级和中学的学生，他们学业的好坏取决于什么，我们立即就能发现，他们在回答时会不断提到“能力”，他们的心目中能力是不可改变的，以为自己对能力的提高毫无办法。比如，他们简单地解释说：“我数学很好！”或者“我数学不好！”难道他们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自己的成绩吗？只要他们认为，自己的能力是无法改变的，那么他们就不会去作提高的尝试。

以表现目的为取向  。学生如果逐渐产生这样的印象：他们在学校里获得好成绩并不是取决于学习的进步，而主要取决于同其他同学的比较，那么，他们就会慢慢形成以表现目的为取向。（表现分数Performancegoals）（Dweck2000；Dweck  ＆  Leggett，2000）这在德语文献中是作为“以自我为取向”（Ego‐Orientierung）这个概念进行讨论的。（Rethorst  et  al，1995；Rheinberg，2002）由于这种取向，他们的努力方向主要是为了获得好成绩和好评价，避免批评。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达到这一目的的学生，就是很好地适应了学校体制。以表现目的为取向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很盛行，因为关键是给别人留下良好的印象，也就是说，首先要有能获得好评的一技之长。而一技之长必须通过成功的表演表现出来，而成功又可归因于相应的能力。相反，在以集体主义文化为取向的亚洲存在这样的倾向，在集体取得成功之后，不愿突出个人在其中的作用。比如，一项研究证明，日本人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他人的帮助，或者归因于难度不大；而在失败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归因于自己不够努力。（Akimoto  ＆  Sanbonmat‐su，1999）

在以西方文化为取向的社会的竞争环境中，人们不能肯定地说无往而不胜，所以就不断想办法，将失败说成是太注重自我价值，办法之一就是自我让步。

自我克制是保护自我价值的手段  。在提倡以表现目的为取向的环境下，人们经常会做出一些在表面看来完全不可理喻的事情，甚至与他们的实际目的似乎相矛盾的事情。虽然他们极为渴望获得成功，但仍然想办法影响成功的机会，即自我让步（英语：self‐handicapping）。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

——他们故意在考试或重要的体育比赛之前减少练习时间。（Rhodewaltet  al，1984）

——他们面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不像以前那样做力所能及的努力。（Riggs，1992；Turner＆Pratkanis，1993）

——他们故意推迟一项既定任务开始和结束的时间。（Ferrari＆Tice，2000）

——他们将目标定得非常高，以致倾尽全力也无法实现。（Schultheiss＆Brunstein，2000）

如何解释史蒂芬·博格莱斯和爱德华·琼斯第一次称为自我让步策略的行为呢？（Berglas  ＆  Jones，1978）在一个以表现目的为取向、成员必须彼此竞争的学习群体中，自我价值同个人能力的高低紧密相关。一个人越能向外界表现个人天赋，他就越被认为有价值。成绩越好，能力越高，反之亦然。当然，在竞争条件下，哪个学生都不能避免失败。如果面临失败，以表现目的为取向的学生就会想办法保护自我价值。他们及时采取这种预防措施，是为了将实际的失败归因于特殊情况和意外事件。这样他们就可以防止大家说他们的失败是由于缺乏能力：考试前不努力，彻夜狂欢，或者练习太少的人，失败了都会申辩，以便预防人们怀疑他们的能力。如果运用了自我让步的策略后仍然取得了成功，那么，可以预计自我价值会得到特别的提高。

以表现目的为取向的学生，必须花费很大的精力保护自我价值；为了这一目的甚至会运用某些影响提高成绩的策略，认为真正的学习进步和成绩提高反正是次要的。当然，一个人如果经常失败，没有任何办法可以保护自我价值，那么，他就会面临无助的危险。

自暴自弃  。学生如果因为不良的成绩评价经常被看作“差生”，那么，他们往往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原因在于他们自己，确切地说在于他们的能力较差。如果他们对平平的成绩感到自责，那么免疫系统就很可能出现问题。（Segerstrom  et  al，1996）既然个人的能力是不可改变的，那么也就不值得再努力了。由于这种想法而形成的心态被称为自暴自弃。（Dweck，2000）不幸的是，卡罗尔·迪内尔和卡罗尔·德韦克已经证明，这种心态很难消除。（Diener  ＆  Dweck，1980）他们呼吁自暴自弃的孩子，回忆自己以前做对了多少作业，又做错了多少作业。答案可以说明，这些自暴自弃的孩子们明显会低估自己做对的作业数量，相反，高估做错的作业数量。这表明，个人的想法可以导致对实际情况作出不利于学生的错误评价。

自我效应的预期

个人对自己的成功的评价和预期取决于个人自己  。第五章已经谈到，阿尔弗雷德·班都拉就学习的动机及其动力作了重要评论。（见第253页及以下几页）他的研究重点是自我效应的预期。当一个人面对某方面的任务时，就会产生这种预期。他是否胜任，也主要取决于他是否具有这方面的能力。根据班都拉的观察，在完成一项任务的时候是否能够成功，不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的实际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他自己怎么评价成功（Cantor  ＆  Kihlstrom，1987），个人对自己有什么预期。如果让学生向全班发表演讲，那么他们是否是优秀的演讲者，对将要取得的效果的质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是否认为自己是优秀的演讲者。可见，自我效应是与主观评价相辅相成的，一个人在执行某项任务时能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不取决于他真的能那么出色地表现出让他表现的行为。班都拉认为，对个人能力的自信就是自我效应。（Bandura，1997；2001）谁对自我影响力评价乐观，谁就为处理复杂问题占据了有利条件，因为他们将这个问题视为可以应对的挑战。（Bandura，1997）可以看出，这与德韦克关于以学习目的为取向的理论非常相似。班都拉所说的自我效应是与某方面的任务联系在一起的。比如，人们可以评价自己的法语知识非常丰富，而英语或数学的知识比较欠缺。

自我效应预期导致成功和失败  。班都拉深信，一个人的成绩（成功和失败）取决于他在执行某项任务时的自我效应预期。（Bandura，1989a；b）因此他坚持如下的相互联系：

很高的自我效应预期

↓

增强的努力和毅力

↓

成功

很低的自我效应预期

↓

几乎不努力，很快泄气

↓

失败

自我反思  。人们既然能够对自己的动机，甚至对自己的思维过程进行思考，那么，他们也就能考虑到应当如何出色地完成任务。（Bandura，1997）人们应当借助这种“自我思考”或自我反思（英语：self‐reflected‐ness），设法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比如预测和预期）是否胜任面临的任务。（Bandura，2001）

提高自我效应预期  。这种相互联系向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怎样帮助学生提高自我效应预期。班都拉列举了学生可以启发自己的自我效应预期的四个条件：

——个人以往的成绩  。过去的成绩对未来的预期有直接的影响。如果一个人在执行某方面的任务时大多取得成功，那么，他就会有比较高的自我效应预期，相反，如果经常失败，他就只能降低自我效应预期。如果一个女生在法语课上总能取得好成绩，她的自我效应预期就会提高，相反，如果她在这方面的成绩一直很差，她就会降低自己的预期，争取尽快放弃这门课程。

——代表性的经历  。学生并不一定要亲自经历成功和失败。看到他人的成功和失败以后也会影响自己的自我效应的形成。可见，以他人为榜样也可以改变自我预期。（见第257页）如果一个人在完成某项任务时发现与自己差不多的人（所谓相关的人）成功了，那么他就会提高对自己能力的信心。（Bandura，1986）旁观的人心里说：“他（她）能行，我一定也行。”

——语言鼓励  。具有鼓励性的“好言相劝”也可以提高自我效应预期。很多家长和老师都知道这一点，而且本能地加以运用：母亲都会在重要的考试之前对女儿说：“我知道你一定能够成功。”除了母亲，老师、教练、男女朋友都可给以这种鼓励——但他们一定要让听者觉得可信。

——自己观察自己的感觉状态  。最后，学生还要注意自己面临考试时的感觉。（Bandura，1982）在遇到一道难题时如果“感觉良好”，就能因此而提高成功的预期，而感觉很差，则很可能降低预期。

感觉在学习动力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感觉归根结底是投入努力还是丧失信心的发动机。



8.2.4　感觉经历是取得成绩的结果


对成功和失败的一般情结  。一个人在努力完成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时，如果不解决成功和失败的问题，那就不可能达到目标。预期的目标归根结底是对于成绩的情结。学习动机研究的代表人物早就指出了这一点。（Atkinson，1964）但是，维纳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成绩和情结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Weiner，Russell  ＆  Lerman，1978）有一些频繁经历的感觉明显只取决于在完成某项任务时的成功或失败。比如，人们在获得成功之后会感到幸福、愉悦、满足，或者一句话，感觉就是好。相反，遇到失败就会感到沮丧、郁闷和迷茫。这些纯粹“由成绩决定的”感觉，不取决于人们是否为取得成功而需要能力、努力或运气。

对成功与失败的情结取决于原因  。在某些解释中还频繁出现其他的情结。如果将一次成功归因于内在原因（比如能力、努力），那么，就会对所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就会对将来再次取得好成绩满怀希望。当然，有这样的自豪感对处在以个人主义为取向的文化背景下的人是典型的，因为他们具有积极的感情，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好，比别人更突出。（Fischeret  al，1999）如果归因于外部原因（“问题不是很难”或者“有点运气”），那么，人们在遇到失败时就应当承认，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产生负疚感。如果人们认为失败是因为没有能力，那么，就很可能感到羞愧。（Weiner，1986；Weiner  et  al，1978，1979）但是，比较了成绩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感情，则取决于此后会产生怎样的反向思维。

反向思维  。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也可能使人想到“如果……那么会怎么样？”这个问题。丹尼尔·卡尼曼和戴尔·米勒曾经提醒大家注意，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对遇到的事情作出什么样的情感反应。（Kahneman  ＆Miller，1986）这种情感反应也取决于反向思维的方向是“顺向”还是“逆向”。顺向思维，就可能获得与比实际结果更好的结果，而逆向思维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结果更加糟糕，怎么办。（Roese，1997）

根据丹尼尔·卡尼曼和戴尔·米勒的研究，反向思维对情感经历产生影响。（Kahneman  ＆  Miller，1986）通过反向思维，人们会想，会产生哪些结果，而这些结果明显是不会出现的。如果一个人想象得到比实际出现的更好的结果（即他的反向思维是顺向的），那他就极有可能感到失望、不满和遗憾。相反，如果个人考虑的是另一种结果，即他也可能得到比较坏的结果（即反向思维是逆向的），那么，他就可能作出反应，产生有希望体验轻松和幸福的感觉。可见，一个人在应对一件重大事件后产生的感觉主要取决于他怎样回答这样的问题：“还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如果错过了一趟公共汽车，那想什么办法呢？

“如果……，那怎么办呢？”这个让人思考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是经常会遇到的。有人只差五分钟没有赶上火车或飞机，这时他就会产生特别沮丧和气愤的强烈感觉，会提出很多自责的问题：“我为什么那么晚出发？”——“我为什么要绕道？”——“我为什么还要和邻居聊那么久？”相反，如果有人迟到一个多小时，事先甚至没有发生任何异常的事情，没有赶上原定的交通工具，那就会有另一种说法：及时从家里出发，没有与任何人聊得太久，没有绕弯路，可是没有想到今天堵塞得这么厉害。这种情况就让人很为难，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会对自己的倒霉感到沮丧和失望。不管怎样，人们以后会吃一堑，长一智，确保不再因为迟到五分钟而误了大事。如果遇到特殊情况，迟到一小时或更长时间，就应当认真地想一想，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是否可以想别的办法。

人们为什么会提出“如果……那怎么办？”这样的问题呢？对于成绩的反向思维的作用也许在于，对于未来做好充分的准备。比如，如果考试成绩不理想，想一想以前的做法是否有改进的地方，那么，人们就可能认真地分析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同时发现自己的不足。如果通过这种认真的反思找到更好的学习方法，那么，就是为将来提高个人成绩创造了良好条件。（Galinsky  ＆  Moskowitz，2000）

成功和失败的情结是刺激  。人们努力追求成功，避免失败或挫折。为了这一目的，他们在一定情况下特别努力。他们希望取得成功，避免失败，但是，这只是间接地以成绩为取向。推动人们去努力的是希望，希望得到结果之后能够享受愉快的感觉（自豪、满意和幸福），避免产生消极情绪（羞愧、不满和沮丧）。首先在通往重要目标的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上，通常会遇到障碍和打击，从而成为放弃和停止不前的理由，特别是在所追求的目标暂时无法实现的时候。幸好人们还有意志，在意志的帮助下可以迎难而上。



8.2.5　意志心理学


关于人类意志的最初研究  。早在上个世纪初，心理学家就开始研究人的意志。但是，这项早期研究的批评者认为，意志是一个多余的概念。比如，如果要解释一个人为什么为了最终通过考试而勤奋学习多年，那么，并不一定要用意志这一概念来解释这种耐力，只需告诉学生，完成学业是他的一个重要目标，达到这个目标对他就具有极大的刺激。不久前才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发现了意志的作用。克劳斯·施奈德和海因茨－迪特尔·施马特解释说：“必须作出决定，必须制定和追求目标，而这个目标并不是基于刺激的动力，而是与刺激毫不相干，或者说不是主要动力，这时意志的过程就启动了。”（Schneider  ＆  Schmalt，2000）在平常的解释中，一个人为了达到一个远大的目标，愿意去忍受贫困和不愉快的经历，也就是说，他努力去实现目标，而不是半途而废，这个人就被称为有意志力的人。比如，登山者甘愿受冻，甚至甘冒生命危险，只是为了登上顶峰。（例子，见第400页）

例子

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在一次探险中设定的目标是，独自一人不带氧气瓶从西藏一麓攀登珠穆朗玛峰。梅斯纳尔在大雪和浓雾之中最终登上了珠峰。他回顾说，他剩下最后的几步时不得不忍受巨大的痛苦：“我休息时，像昏厥一般，呼吸时只感觉喉咙烧灼般的疼痛……我几乎无法坚持。我虽然还能支配自己的感觉，但像没有感觉一样。只是靠意志我才得以坚持下来。走了几步后，我的意志也消失了，极度的疲倦差一点让我窒息。我自己躺下，静止不动。有一段时间我几乎完全没有意志。然后我才又走了几步。”（Mess‐ner，1984）

从愿望到坚持不懈的意志  。在采取这项行动之前肯定怀着希望，攀登这样一座特别难以攀登的山峰能够创造奇迹。但是，如果攀登者在登顶途中的某个时刻“不能再攀登”了，那么，最初的愿望就会被某种阻止放弃原计划的东西所代替。即使意志暂时看起来像“死的”一样，但它还是会“复活”的，在意志的作用下最终登上了顶峰。那么试问，在最初的愿望和导致这次艰辛行动获得成功的最终几步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海因茨·海克豪森和他的学生为回答这一问题提出了卢比孔模式。

用历史事件命名  。公元前49年，战功赫赫的统帅尤利乌斯·凯撒在几次胜利的战役之后，率领久经沙场的军团从高卢凯旋。但是，罗马元老院这时却决定，将凯撒送上法庭，要求他放弃军队的统帅权。略为踌躇之后，凯撒决定不顾元老院的决定，于1月10—11日，带领军队攻占罗马。他甚至已经准备发动内战。越过卢比孔界河以后，他就开始实施破釜沉舟的决定。海因茨·海克豪森利用这一历史事件，提出了名为卢比孔模式的意志理论。这一理论可以解释，愿望怎样变成选择，选择最终又怎样变成意志。（Heckhausen，1987）

决策之前  。如果随便问一个人，他现在的愿望是什么，那么，可能会得到一长串关于愿望的回答。其中，有些回答是仓促的，有些回答是自相矛盾的。（Heckhausen，1987）在问到动机的时候，我们必须反复权衡，人们究竟希望什么：法尔科·莱因伯格解释说，人们首先想得到全部有助于决策的信息，“权衡和思考出现意外事情的可能性，考虑他人或形势发展对自己有助还是有碍，等等。”（Rheinberg，2002）在这个阶段，对原来富有诱惑力的愿望的消极观点往往会成为焦点。大多数人，少数“永远优柔寡断的人除外”，随时都会结束思考的过程，作出决策，对自己，也许还会对别人宣布自己的打算。因此，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随便就决定：“我要登山。”他因此“越过了卢比孔界河”，因为没有充分的理由，他就不可能作撤回自己的打算。宣布了自己的打算，通常就意味着必须实现这种打算的自我责任。

行动之前  。当然，有了想法，一开始还没有考虑好怎么去实现。因此首先必须考虑，实现这个想法有哪些可能性。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当时应当尽量考虑周全，他什么时间能够开始登山，应该选择哪条路，必须采取哪些预防措施。这些考虑也总应该有一个结果：在马上开始行动的时候已经形成具体的计划，计划应当明确，什么时候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才能使想法成为现实。

行动计划的实施  。行动计划在“行动阶段”予以实施。对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来说，这一阶段包括出发和返回之间的所有行动。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描述说，他在登山过程中，与自己的向导必须灵活地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恶劣的天气和其他困难。他反复遇到似乎无法战胜的困难，这些困难多次差一点使他放弃行动，使他泄气。但是，他的意志只要还没有消沉，那么，尤利乌斯·库尔所说的“行动控制过程”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Kuhl，1983；1985）因此，人们具备以下条件，才能在达到目的的途中克服种种诱惑和障碍：

——注意力的选择  。注意力的选择，就是不要发生走捷径的事情。准备复习考试，就是集中精力，阅读那些可以提高考试成绩的材料，尽量不去参加朋友的聚会或者音乐会。

——实用的信息处理  。实用的信息处理有助于注意力的选择，因为人们不会再去考虑，自己还有哪些可能更有吸引力的想法。甚至同朋友打几轮网球可能使复习考试更有效的想法，也应当暂时放在一边。

——动机控制  。为了能顺利实现这种实际的愿望，应当千方百计地提升动机。比如，考生会想象取得好成绩后的自豪和喜悦，也许还能作一次旅行，作为取得好成绩的奖赏。

——情绪控制  。自己的情绪受到影响时，应当调整好自己的心情，努力排除消极情绪，千方百计地达到所追求的目标。考生应当反复说服自己，对迄今所作的考试准备是满意的。

——经得起失败  。几乎没有一种想法不经历失败就可以实现。如果遇到失败，就应当想办法，而不要把失败当成自己的负担。考生可能觉得，自己的准备没有跟上计划。他可能会把失败归因于计划的错误。但是，必须消除可能影响考试成绩的种种顾虑，以便今后冷静地专注于眼前的学习。

——环境控制  。个人的环境应当不断改变，使它不能成为影响实现既定目标的诱因。考生在备考期间应当将电视机搬出自己的房间；关闭门铃。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通过很有效的行为控制，随时抵御阻碍实现既定目标的种种诱惑。有时变得“软弱”，一时疏忽自己必须实现的目标，无疑是人的一种可爱的天性。当然，应当注意的是，不要由于经常的让步而成为“意志薄弱者”，在实现一个既定目标时遇到困难，就选择新的目标。

行动阶段以取得结果而结束。可以认为，一个人达到了目标，但在不利的条件下也可能失败。梅斯纳尔最终登上了珠峰。考官向考生证明，他通过了考试，而考生会拿自己所取得的成绩同自己的期望作比较。

后行动阶段  。行动阶段结束之后，还要进行评估。比如，考生会考虑，自己对取得的成绩是否真的满意。评价过程结束以后他要么感到自豪和满意，要么感到失望。（见第397页）他可能还会知道，他的成绩不符合要求。一旦考试评估不符合自己的预期，就会提出原因何在的问题。如果目标没有实现，就必须明白，是否值得继续追求这个目标，或者，是否有理由再花精力去进行考试复习。特别是追求目标不顺利的时候，不能在自己奔向目标的过程中半途而废，不应当瞻前顾后，而应当尽快说明自己的想法，以便再次追求自己觉得必须追求的目标。（Beckmann  ＆  Heckhaus‐en，1988）相反，成功的考生——特别在他有好心情的时候——应当有新的愿望，明白自己下一个需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启动自我体验

在本章结束之际，请您考虑，如果您在每次动用了意志以后所发现、发明和发展的一切都从周围消失了，那么，怎样改变您现在的环境呢？如果您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开时，那您会发现，所有原来在动用意志之后产生的东西都不见了，那么还剩下什么呢？

如果您突然重新生活在一个我们的祖先动用意志创造的东西都不存在的星球，那么，您只要有一个天然的洞穴作为栖身——当然是赤裸的——的地方，就肯定特别高兴，因为这样您就可以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得到某种保护。此外，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