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心理学是研究领域

与常识心理学的界线  。所有人都在或多或少有意识地运用他们的经验。他们收集能够帮助自己的知识，以适应周围的环境。在遇到问题时便会使用以这种方式积累“常识”，就像在本章开头列举的那样。现有的答案在“健全理智”的暗示下很可能又得到认同；它们看起来是可信的，因此人们大多也认为是贴切的。当有人描述他们的个人特征，说的话虽然好听，但非常一般，几乎没有说服力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相似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是随意杜撰的东西他们也宁肯信其有。为此，信息框1.1中举了一个例子。

信息框1.1

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最愿意把对他的性格特征描述看作是贴切  的  ？在许多杂志和画刊中，首先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娱乐需求，经常会有些专栏描述某些星座的人的人格特征。作者们首先会考虑下面所描述的规则：首先注意说一些读者听着顺耳的、而且是关于他们自身的话。这条建议的有效性可以通过一个实验得到证明：请大学生做一次性格测试，然后把“测试的结果”——适用于所有参加者的性格特征通知他们，可以完全不考虑每个人对测试题的答案。“您非常希望别人喜爱和称赞您。您有巨大的、尚未充分发挥优势的潜能。您有时虽然也暴露出一些性格方面的弱点，但您总能找到弥补的办法。在性生活方面，您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您看上去自律和克制，内心却有点焦虑不安。您有时会真的怀疑，您是否作出了正确的决定或者您做得是否正确。您首先想要有一些调剂和花样，您一旦感受到约束和限制，就会感到不满。您感到做一个独立的思想家很自豪，如果别人的意见没有得到充分证明，您就不愿意接受。您似乎不愿把自己的私事坦率地告诉别人。您有时是外向的、讨人喜欢的，而在另一种场合又可能是内向的、谨慎的，甚至是拘谨的。您的有些愿望似乎非常不现实。”（Ulrich  et  al，1963）

这些大学生们看到这些对他们性格的描述后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呢？79名测试对象中只有五人认为对他们的性格特征描述与事实不符。其余的人为什么愿意承认这是符合事实的呢？当人们得到正面的评价（“您能克制”，“您有巨大的潜能”，“您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思想家”）时，大多数人都很愿意接受。此外，上面提到的那些特征很普通，几乎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贴切的（“您有时会真的怀疑，您是否作出了正确的决定”）。总而言之，绝不能把测试对象的观点，即认为只有对他个人的性格特征所作的描述是正确的，看作普遍有效的证明。



1.2.1　科学研究的目的


心理学家是经验科学家  （经验主义者  ）。即使是自认为科学家的心理学家，在认识方面也是依靠经验。当然，他们在研究过程中遵循的目标，只有一部分与人们在日常经验的积累过程中遵循的目标相一致。科学家大多把研究目标分为四类：叙述、解释、预测和监控。下面将举例说明这些目标。

叙述  。叙述是观察的结果，观察的目标是人们根据自己的指示所产生的思想和感觉，或者他们对现状的反应。例子（见第15页  (1)  ）中是对一个悲剧事件的叙述。虽然新闻记者和心理学家都没有看到这次袭击事件及其发生的条件（目击者是这个条件的一部分），但是通过仔细询问目击者，就可以事后弄清那晚发生的事情：一位年轻妇女遇到了袭击，没有得到他人的帮助，虽然周围住家的许多居民看到了这次袭击事件。叙述是解释的基础。

解释  。解释是尝试回答一个“为什么”的问题：基蒂·吉诺维斯遇袭无疑是一件非常让人痛心的事情；但是，人们在紧急情况下得不到他人帮助的事情，在一个大城市中决不是第一次发生。因此，当时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当时目击这种犯罪事件的居民为什么不理会这个年轻妇女的求救。人们为什么会这么做？于是，新闻记者试图用评论的方式作出解释。他们把这一悲剧事件的发生归因于大城市的居民。这里，他们当时的出发点是下面非常普遍的内在联系：“大城市的人在看到发生紧急情况时，不愿意提供帮助，因为这些人的特点就是‘麻木不仁’和‘漠不关心’。”

例子

1964年3月13日凌晨3点左右，纽约一位年轻妇女基蒂·吉诺维斯下班回家，在走下自己的小车到自家门口的路上，遭到一名男子的袭击，袭击过程长达半个多小时，这名妇女身中数十刀，最终因伤势过重而身亡。当时至少有38个居民透过窗户目睹了这次袭击事件，但是没有人出来帮助这位遇难者，甚至连警察也难以理解！难道不能像好心的撒马利亚人所做的那样（《新约·路加福音》第10章第30—37节）——用油和酒倒在一个遭到强盗袭击的受害者的伤口上，替他包扎，并把他送到一家客栈吗？难道关心邻居不是每一个事件目击者的义务吗？


插图1.3　遭到强盗袭击的受害者得到了一个好心的撒马利亚人的紧急救助并被送到了客栈。

因为新闻记者回答了一个“为什么”的问题，无可争辩，他们的回答就是一种解释。在许多人看来这种解释是明白的和可信的。但是，前面已经说过（见第13页及以下1页），对一个科学家来说，绝不能满足于一种解释的可信度。此外，一种解释还必须经得住检验，也就是说：这种解释所根据的内在联系必须可以构成正确的预测。

预测  。根据以因果关系为内容的内在联系，可以推导出未来的发展或将要发生的事情。比如，如果说大城市的居民“麻木不仁”和“漠不关心”并且因此而不愿提供帮助这种内在联系是正确的，那么就可以作出下面的预测：大城市的人碰到遇难的人的求助，也不会伸出援手。可以对这种预测加以检验，悄悄地跟踪大城市的人的日常生活。这样就可以看到他们在能够帮助别人的情况下会作出什么反应。比如可以记录，他们在明显迷路的游客向他们问路时，是否袖手旁观；即使前面有一位老人在人行道上绊了一下，摔倒了而且明显很难站起来的时候，他们也置之不理吗？超市收银员眼看着有人晕倒，也无动于衷吗？看到一位明显有残疾的人的背包破了，里面的苹果掉在地上，他们也不愿意给予帮助吗？即使看到大城市的人仅仅是在类似上述几种情况下愿意伸出援手，也不能说他们看到急需救助的情况还无动于衷的观点有充分的理由。

心理学家的目标是，通过研究揭示内在的联系，准确地表达这些内在联系，使人们能够从中推导出正确的预测。上面已经以研究结果为例，说明了这种内在联系，信息框1.1就这个研究成果说：如果把一些人们一听就喜欢的性格特征赋予人们并告诉人们，那他们就会增加信心，认为这种性格特征是贴切的，虽然这些特征只是随意选择的。

揭示内在的联系，不管是在日常经验的框架内，还是作为科学研究的成果，都不是目的本身，因为认识可以用来监控发生的事件。

监控  。世故的售货员知道，如果对顾客说一些恭维的话——但是仅限于某种程度——会对顾客作出购买决定产生积极影响。售货员只要了解和使用这种内在联系，就能比较顺利地把自己的商品推销给自己所招徕的顾客，人们也把这些情况称为欲擒故纵。善于欲擒故纵的人都会设法利用巧妙的手法影响他人的决定和行为方式，从中获利。而一个被忽悠的顾客可能会立即购买，但这种购买方式并不是对他有利的，而售货员却可以用来追逐利润。乔治·奥威尔在《1984》这本书中提醒大家注意这样的危险，政府可以利用科学知识发挥自己的优势，从而监控公民的思想和行为方式。（Orwell，1950）

研究人员也积累了一些可能为他人所滥用的知识，如果说心理学家尝试监控人的思想和观念，那么，他们最为关切的事情始终是：提高人们的自制能力或者向他们指出，他们能够通过行动改善自己的生活及生活条件，比如，从事治疗的心理学家可以帮助他人更好地克服恐惧。从事儿童和青少年教育的心理学家可以用自己的知识，帮助家长们积极地发挥孩子们的智力和社会能力，最后，教育的目的还在于，帮助儿童和青少年越来越好地支配自己的智力和社会技能，以便使他们能够尽可能适应相应的环境。在心理学的其他专业领域，比如社会心理学领域，也有类似的愿望。

震惊是一系列研究的起因  。约翰·达莱和比布·拉塔内两位心理学家就是这样，他们作为大学教员和纽约这个大城市的居民，在听说基蒂·吉诺维斯凶杀案时，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也像许多人一样感到震惊。但是他们也很快认识到，指责居民“麻木不仁”和“漠不关心”并不能减少大城市中袭击事件的发生。（Darley  ＆  Latané，1968）因此达莱和拉塔内决定深入研究致使基蒂·吉诺维斯必然死去的条件。这两位研究人员希望掌握一些知识，从正面去影响大城市居民的相处方式，但不是通过灌输，而是通过与成年人讨论，是否或者怎样能够把他们的知识付诸实践。

改善大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是研究的目的  。两位研究人员不久就认识到，媒体所断言的那种内在联系实际上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大城市居民不乐于帮助他人，就说他们的人格有问题，这丝毫无助于改善他们的生活。因此，达莱和拉塔内从周围的环境入手，试图作出解释。他们怀疑，那些目击基蒂·吉诺维斯遇袭案的、看起来麻木不仁的人难道在紧急情况下真的不愿意提供基本的帮助吗？是否可以设想，他们不愿意提供帮助是不是另有原因呢？达莱和拉塔内希望通过研究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并建议人们（也包括大城市的居民）增强在紧急时提供帮助的意愿。

达莱和拉塔内探求新的知识，以便能够更好地解释、预测、监控如今在大城市中频繁出现的那些悲剧事件。那么，他们为了获得这样的知识，是怎么做的呢？



1.2.2　科学调查的若干特征


批判地分析已有的解释  。达莱和拉塔内之所以怀疑那种认为大城市的所有居民都是“麻木不仁”和“漠不关心”的观点的正确性，就是因为他们熟悉纽约的生活条件。这种观点有悖于他们的体验。当然，两位心理学家认为，有些情况可能会对人们（包括大城市的居民）的帮助意愿产生促进作用，而有些情况则可能会产生阻碍作用。于是，他们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与某些记者截然相反的解释，不过，这种解释暂时还有推测的成分。

假设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  。达莱和拉塔内提出许多假设，以便往后能在多个实验中进行验证。其中一个假设是“如果—那么”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一个事件的一种可能的但绝不是肯定的解释。因此达莱和拉塔内不由得想起这样一个问题：在基蒂·吉诺维斯遇袭时没有人愿意提供帮助是否与那么多居民成为目击者有内在联系，后来他们把这个问题改为一个假设：“一个紧急事件的直接目击者越多，单个愿意提供帮助的人就越少。”两个概念，即“危急状况”和“帮助意愿”是这个假设的组成部分。

概念性定义与操作性定义的区别  。概念是子概念或者具体事物所归属的等级或范畴（见第309页）。为了能够对一个事件或一个客体进行分类，必须有定义。定义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形式：概念性定义和操作性定义。

概念性定义  。人们可以通过引用其他概念来定义概念。如果人们认定，所谓紧急状况就是至少有一个人需要帮助，那么人们在这时使用的就是一个概念性的定义。所谓紧急状况可以作如下特征描述：一是至少涉及一个人，二是这个人必须可以认定是需要帮助的。下面的论断可以归结为另一个概念性定义：凡是能帮助一个人减少困难的行为，就是为人提供帮助的行为。这样就马上暴露出概念性定义的一个缺陷：这个缺陷本身要追溯到那些需要定义的概念：一种状况在什么时候表现为紧急状况？

操作性定义  。为了避免误解，从事经验研究的心理学家经常借助其他概念来定义自己所使用的概念。他们附加提出的要求是，使用操作性定义，使概念具有可操作性；使用这种操作性定义，将抽象的概念（比如紧急状况）转化为可观察、可衡量的东西。为了调查在紧急状况下的救助行为，可以设置比如这样的情景：超市一个女顾客的手提袋突然破裂。这时，研究人员安排的这一状况的观察者必须尽可能地清楚，他人——也就是这件事的目击者——的哪些行为、哪些反应可以认定为“提供了帮助”。由于具备可操作性，所以可以认定，事件的目击者只要捡起了掉在地上的部分商品并立即归还给物主，那就是提供了帮助。

每次选择的操作性定义往往都是从大量理论上可能的定义中挑选出来的，可以设想大量紧急状况：一位老人明显有心脏病发作的迹象，他正在犹豫要不要过交通繁忙的马路时，他头上的帽子被风吹走了；一个小孩站在人行道上哭泣，他的鼻子在流血，因为另一个孩子抢走了他的玩具。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问题都在于紧急状况这个概念的可操作性。在一项关于在紧急状况下提供帮助的科学研究中，人们必须选择一种或几种状况，研究人员在选择时所遵循的原则是，在无数“可操作的方案”中哪个最易操作，当然只能设计测试对象能做到的紧急状况。像基蒂·吉诺维斯遇袭这样的事件，在科学研究中是无法模拟的。由于这种“道德上的顾虑”，有责任心的研究人员为自己规定了限度，因而他们的观察结果仅仅是部分有效。

检验监控条件下所推测的内在联系

在实验中模拟紧急状况  。有人在研究中多次决定，在实验中检验是否真的存在所推测的内在联系。实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供检验研究条件的可能性。因此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在实验中怎样设计“紧急状况”。由于上述道德方面的原因，不可能导演基蒂·吉诺维斯的悲剧事件。但达莱和拉塔内仍然希望了解人们提供帮助的意愿以及激励或妨碍他们提供帮助的条件，虽然他们在实验中仅限于设计测试对象能作出反应的紧急状况。

在所有能设想的紧急状况中，达莱和拉塔内作出了如下的选择：实验者向59个名测试对象（男女大学生）打过招呼后，立即请他们讨论个人在适应大学生活过程中的问题。（Darley  ＆  Latané，1968）为了不让测试对象知道他人的姓名，他们每人被带到一个单间。在那里，他们各自通过话筒和耳机与别人进行思想交流，所有的人看样子同样单独坐在相邻的类似的房间里。这时发生了紧急状况：测试对象在开始思想交流后不久突然听到“谈话伙伴”说，他感觉不舒服。测试对象还听说，这个成员患有严重的癫痫病，这次可能马上就要发作了。不一会儿声音变大了，谈话只是断断续续的，后来由于窒息而中断了。从这些只言片语中明显能听出求救的意思。达莱和拉塔内认为，这种安排是“紧急状况”的可操作性刺激定义。然而，实验者并不关心谁是急着救助遇难者的人，谁不是。更确切地说，达莱和拉塔内的出发点是，发生状况的哪些条件能够激励或者妨碍人们提供帮助。一个人是一种紧急状况的唯一目击者还是还有其他目击者，这有决定性的意义吗？于是达莱和拉塔内开始调查这个问题，他们首先给几个测试对象传达这样的信号：他们是唯一目击有人发作癫痫的人（条件一）。在下面的实验中又告诉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条件二）或者两个（条件三）目击者。

自变量和因变量  。达莱和拉塔内设计的紧急状况描述了可以影响测试对象的条件；这些条件由实验者控制。实验心理学中也称此为“影响值”、“自变特征”或“自变量”。需要说明的是，测试对象（在条件一、二和三下）是否对实验者设计的各种条件作出反应，如果有反应，是什么反应。达莱和拉塔内作了记录，测试对象在六分钟内（第一次得知有人癫痫发作之后）是否走出房间，走出房间以后，看到假扮的癫痫病人发作后作出反应有多快。实验者以这种方式操作了“提供帮助”这个概念。对于实验心理学家来说，这也是“目标值”、“因变特征”或“因变量”。那么，目标值（测试对象的行为）取决于影响值（在条件一、二和三下告知紧急状况）吗？下面的表格概括了观察的结果。

表格1.1：紧急状况中所谓的现场目击者的人数与他们作出帮助反应的比例和速度

揭示内在联系  。如果测试对象认为自己是紧急事件的唯一目击者，那么，提供帮助的可能性特别高（85%），他作出反应也比较快（平均为52秒）。如果测试对象发现还有一个人知道有人求救，那么他提供帮助的可能性就下降到62%，而且测试对象即使作出反应，也要平均犹豫93秒，然后才觉得自己应当做些什么。当测试对象发现还有两个目击者时，他提供帮助的可能性最低，只有31%。他也会采取行动，但平均需要在100秒以后。

这个研究结果证实了达莱和拉塔内推测的内在联系：一个紧急状况的目击者越多，愿意提供帮助的人就越少，而且考虑是否提供帮助的时间也越长。提供帮助的责任分给了多个现场目击者，因此落在每个人身上的分量就减轻了；人们称之为“责任扩散”（责任分解）。

但是，这一实验的结果能够套用到其他紧急状况吗？在其他紧急状况中，人们提供帮助的意愿也取决于现场目击者的数量吗？所揭示的内在联系必须经得住考验，因为人们根据这种内在联系作出预测，而且预测的准确性是要验证的。比如，人们根据上述内在联系作出预测：行人对路边真的或假的处于困境的人的帮助意愿取决于在场的目击者的数量。因此，在繁华的商业大街上比在僻静的小巷的行人更少，而且更不愿意去关心无助的人。如果这种预测再次被证实，而且可以此为出发点（Latané＆Nida，1981），那么实验者及其所揭示的内在联系的可信度就提高了。

行为是许多条件和影响的结果

不同成功概率的预测  。如果拿起一块石头，接着把它扔出去，那么可以有十分把握地预言，石头会再次落到地上。在心理学上不存在可以据此得出这么肯定和普遍的预测的内在联系。耶稣也曾用好心的撒马利亚人的比喻表达了这种观点：有一个人在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路上遭到强盗的袭击。目击这次袭击事件的有三个人：一个牧师、一个利未人——牧师的助手和一个撒马利亚人，也就是一个不信教的人。如果问问大家，上述三个人中谁会提供帮助，大多数人可能首先会说牧师，然后会说利未人。然而，这两个经常与祈祷、援引圣经和教堂庆典打交道的人，可能被宗教思想占用了太多的注意力，以致他们不太注意亟需帮助的人的困难。这两个教会人士作为公众生活中受尊敬的人物，可能要履行很多责任，也非常匆忙，担心错过事先的约定。（Darley＆Batson，1973）

根据现场和人身上的特征进行预测  。耶稣的比喻还说明，行为预测不能只根据相对稳固的性格特征，还要考虑人身上（比如由于自己的思想分散了注意力）和现场（比如情况决定的匆忙赴约）的附加条件。

激励帮助意愿的其他条件  。一个以经验为依据的心理学家如果看到这件在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路上某处发生的事情，他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提供帮助的可能性为33%（三个被观察者中有一个人帮了忙）。两千多年以后，一个心理学家作了这样的记录，有多少行人帮助一个腿上缠着渗血的绷带并在他们面前晕倒的人。从那时起，人们不再关心有多少人帮了忙，更确切地说，关心提供帮助的意愿取决于哪些条件。提供帮助的意愿显然也与紧急事件发生的住宅区的大小有关。在人口少于1000人的村镇约有42%的路人愿意提供帮助，在居住人口为5000—20000人的地方，愿意提供帮助的人的比率下降到37%，而在百万人以上的城市，这个比例只有17%。（Amato，1983）在解释这种不同比例的时候，不应该简单地把提供帮助的意愿与“麻木不仁”和“漠不关心”的不同程度联系在一起。比如可以看到，农村人走路的速度比城里人慢。城市越大，在其中生活的人们走路的速度越快（Freedman  et  al，1978）。在比较大的城市里，人们明显比较匆忙，因此他们没有工夫留意身边发生的事情。在大城市里，噪音也比较厉害，这似乎也影响个人提供帮助的意愿。比如，可以看一下，行人对一个胳膊打着石膏、面前撒了一摞书的人会作出什么反应。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就会有80%的行人愿意提供帮助，相反，如果发生在割草机制造很大噪音的地方，那么只有15%的行人愿意提供帮助。（Mathews  ＆  Canon，1975）


插图1.4　对大城市的行人走路的速度比较快的考察与对他们很少愿意提供帮助亟需帮助的人的考察有关吗？

人的特征和现场特征的相互影响  。有意思的是，在一个非常小的镇子上也只有40—100人帮助一个亟需帮助的人。他们的行为取决于什么呢？近几十年来，心理学家撰写了1000多篇著述和文章，试图回答这个问题。（Dowd，1984）他们试图寻找能够区分愿意助人者和不愿意助人者的性格特征，但得到的结果大多令人失望。（Darley  et  al，1991）不过，事实也表明，可能的或事实上的助人者的性格特征与受害者的特征和发生紧急状况的条件之间有相互影响。可见，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愿意提供帮助的人，而且还在于另一方即需要帮助并接受帮助的人。

情绪的影响  。当一个人突然面对紧急状况，他所作出的反应还与他当时的情绪有关。一个人心情的好坏是愿否提供帮助的前提（Berkowitz，1987），而一个悲伤的人可能很长时间也不会去关心亟需帮助的人，对他来说似乎做什么好事也不能使自己摆脱恶劣的情绪。（Cunningham  et  al，1979）

对紧急状况的适当反应  。当人们不清楚是否能真正帮上忙的时候，提供帮助的意愿会大大受阻；帮不上忙可能会当众出丑，因此人们也说需要克服“评价恐惧”。（Huston  ＆  Karte，1976）比如，一个病人如果明确说（请喂我一粒红色药片，它放在我外套右边口袋的白色盒子里），那他获救的机会就会大大提高。如果一个人在别人看来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比如由于饮酒过度而不能自控，由于“不道德”行为而染上艾滋病）而陷入困境，那么旁人轻易就会不管不问。（Piliavin  et  al，1969）相反，如果旁人认为一个求助者不是因自己的过错而陷入了困境（比如在输血后感染上了艾滋病），那么很可能得到同情和帮助。（Weiner，1993）此外，如果紧急状况的目击者与受害者相互认识，那就是提供帮助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Rutkowski  et  al，1983）

大概率和小概率的预测  。心理学家能够为只看到40%的行人愿意帮助受害者这一现象作出许多解释。在基本相同的条件下所作的反复研究过程中，虽然说不清附近的行人谁会提供帮助，但可以说约有40%的人会帮助受害者。这揭示了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界限。因为行为——如上所述——取决于许多条件，而人们在特定的时间内不可能了解所有的条件，所以人们只能在心理学的范围内作出大概率或小概率的预测。可见，人们不能说谁会提供帮助，但可以说十个人中大约有四个人会提供帮助。

知识是提出建议的根据  。在相关调查中发现的内在联系虽然只能进行概率预测，但是仍然为心理学家们提供了提出建议的根据。比方说，可以建议病人在突然犯病的时候，明确对偶然在场的人说明，自己需要怎样的帮助。人们在急救培训中对日常生活中典型事故正确处理的练习越多，就越愿意帮助事故受害者。如果说私人关系能提高在紧急状况下提供帮助的意愿，那么可以建议较大社区的居民不要与社会隔离，而是要千方百计地加强与邻居的接触。这个一揽子建议还可以不断补充。在以后的章节中还要举许多例子说明，心理学家正在利用自己的知识，为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作出贡献。

通过理论归纳不同的内在联系

通过对紧急状况的观察发现大量内在联系  。约翰·达莱、比布·拉塔内和其他许多心理学家通过实验揭示了特定条件下和事后的行为方式之间的许多内在联系。他们发现，有些人由于匆忙奔向一个目标因而注意力受到限制，根本注意不到紧急状况。他们指出，听到呼救不会自动产生反应。如果同时有许多目击者在场，那么，个人的责任感、从而提供帮助的意愿都可能被忽视。

理论的特征  。通过关于人们对紧急状况的反应的研究，揭示了许多内在联系，需要加以归纳并总结为一种关于提供帮助的理论。一种理论应当总括已知的内在联系及其分门别类的相互关系。目前还不存在普遍规定的规则体系。如果两个心理学家谈论人们对紧急状况的反应，那他们都会注重许多共同点。但是，每个人往往会根据自己独特的、也就是一次性的经验，制定自己的规则。因此两个人在各自了解的、用来解释提供帮助的内在联系以及各自制定的规则方面不可能完全一致。

理论的临时性质  。此外，理论往往具有临时的性质。如果人们发现有的东西与现有的规则不符，那么原则上有两种可能：要么根本不在意这种偏差，继续坚持目前的规则（俗语说得好：有规则，就有例外）；要么修改规则，使其再次符合所有观察到的情况。一个思想传统的人可能始终认为他在30年前所获得的关于男女角色的知识是正确的，并且拒不承认这期间所发生的性别角色的改变。但是他也可能知道，以前正确的内在联系与当前男女的行为不再一致。因此，他就会改变对男女行为的认识并且相应地接受新的规则。结果他获得了一种关于男人和女人的“新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