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人生的终点

理查德·卡利什试图用比较的形式（本书稍改动）直观地描述以西方价值观为取向的工业国家的人对待亲属“死亡”这一人生大事的态度。（Craig  ＆  Baucum，2001）客人应邀参加一个高雅的晚宴，他走进餐厅，吃惊地发现一条棕色的大狗安静地蹲在桌边。客人看了看晚宴的其他来宾，在他们的神色中看到了震惊和迷惑。但是，为了不让主人尴尬，谁也不愿意说出心里的不痛快。这顿晚餐用了很长时间，且悄无声息，偶尔会插入几句不咸不淡、不关痛痒的话。卡利什问道，一个人行将就木，没有一个人跟他谈自己的现状，也不许这个将死之人对自己面临的死亡发表看法，这样的情形难道少见吗？现在，许多人生活在一个死一样沉寂的社会。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也解释说，“归根结底，没有人以为自己会死，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潜意识中都深信自己不会死。”这是一百年来的社会发展的结果。今天对待死亡的观念无疑已经成为普遍害怕死亡的条件。



3.3.1　近期历史上关于死亡的观念的改变


几百年前的死亡  。几百年前，人们面对死亡的几率要比现在高得多。事实上，人的生命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可能终结。婴儿的死亡率很高，许多孩子不到十岁就被埋葬了，因为典型的儿童疾病在医学上无法治愈。19世纪以前，40%—50%的人不满十岁就死了。（vanDülmen，1999）流行病使各个年龄段的人得了不治之症。因此，死亡被看作一件平常的事情，甚至被当作一种解脱——从巨大痛苦中解脱——而广受欢迎。

当时，死亡的时间比较短，因为癌症、心脏和其他内脏的疾病一经发现，已到晚期，已经没有治愈的机会。一旦通知病人死期在即——他们大多由于受伤或传染病——只会拖延几个小时，最多几天，其死期就会来临。（Lynn，1991）

临终的人通常在家人或朋友的陪伴下度过最后的时光。（Schmitz‐Scherzer，2001）人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已学会了这种照料义务。（Mischke，1996）葬礼的准备工作在家中进行。葬礼在自家的墓地或公共墓地举行。当然，根据玛丽安妮·米施克的论断，从12世纪开始，人们对死亡的观念就发生了变化。（Mischke，1996）在随后几个世纪中，死亡越来越个性化。当时，认为死亡是进入另一个世界的人越来越少，因此，把死亡看作生命终结的人越来越多，由此而产生了现代社会的信念：人应当“尽可能积极地、尽可能长久地享受生活”，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死亡  。现在，许多人的寿命很长，一些危及生命的疾病能够提前作出诊断，因此人们在死亡之前很早就知道自己的命运。医生竭尽全力——也是对司法强制作出的反应——借助科技手段尽可能推迟死亡，尽管病人本人或其亲属主张早点结束生命，也就是说要求有尊严地、自然地死去。因此，与过去相比，人们在死亡阶段通常要遭受更多的痛苦、比以前的几代人更为虚弱、更需要他人的照顾。尽管如此，过去几十年中还是为怎样避免过早死亡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的金钱；相反，几乎没有为以减轻临终者的痛苦为目的的研究提供公共资金。利益集团致力于老年人的健康，支持避免残障和改善诊断的研究，但是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改善对生活日益不便的人士的照顾。安乐死运动以后，临终者的命运才逐步得到改善。（Lynn，1991）

死亡的可能性越集中于高龄人群，广大公众就越觉得死亡是“模糊的和抽象的”。（Fulton  ＆  Owen，1987—1988）照顾和护理临终者已经成为专家的任务。现在，约有70%—80%的人是在医院、疗养院或类似的机构去世的。（Schmitz‐Scherzer，2001）很多临终者肯定都知道，亲属不愿意与他们接触；看望他们的人不敢跟他们谈起死亡。尸首由看护人员和殡葬公司的工作人员处理，为他们送行“最后一段路程”。临终者往往孤独无援，不得不放弃临终时有人陪伴的要求，而根据莱因哈德·施米茨－舍尔策的观点，临终陪伴也应考虑以下需要：

——让临终者感到身体舒服；

——让他觉得没有被遗弃；

——让他觉得自己得到了认可和尊重；

——让他觉得自己得到了周围人的关注和重视。

确认死亡的生物学定义。在最简单的情况下，一个人只要没有呼吸，没有心跳，大脑不再出现反应，就可以宣布他已经死亡。当然，随着大量维持生命过程的技术设备的引入和应用，在个别情况下，死亡的认定非常困难，也就是说，生物学上的死亡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更确切地说，是一个过程。（Medina，1996）人体的所有器官不是同时死亡的。如果进行人工呼吸，那么，没有呼吸，没有心跳的人可能仍保持大脑功能；借助心肺机可以维持血液循环。对于昏迷的病人来说，他的大脑可能已经停止工作，而机器可以延续他的身体过程。是否关闭仪器，有时必须经专家鉴定后由法庭来裁决。在个别情况下是否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不惜代价地推迟死亡，最近在许多社会团体的参与下，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非常激烈和针锋相对的讨论。



3.3.2　对死亡的恐惧


世界观预防死亡恐惧  。兰道夫·奥克斯曼认为：“人绝对有把握的就是知道自己会死：他的存在的消失和毁灭。”成年人原则上都知道，自己的生命随时都会突然地结束。奥克斯曼形象地解释说：“一个人如果不能否认自己的生存环境，那么这种始终存在的危险一定会战胜他，这种恐惧一定会把他吓呆。”（Ochsmann，1993）恐怖处理理论的代表人物认为，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所有恐惧的根源。（Greenberg  et  al，1995）为了能够防止产生这种可怕的想法，担心自己的生命随时可能结束的“恐怖”，人们利用自己越来越高的认知能力创立不仅使持久性，而且使“秩序、可预见性和意义进入这个宇宙的世界观。”（Ochsmann，1993）有了秩序和预见性，就可以避免突然的、令人讨厌的意外，甚至有可能控制不幸事件的发生。

防止死亡恐惧的不同条件  。如果有意识地想想，人不会长生不老，那么，往往就不会去考虑那些真正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可怕事情，而会考虑自己和别人夸张地描述自己的健康和抵抗力。他们自以为成为意外事故或疾病的牺牲者的可能性很小。他们可能还下决心戒烟、开始减肥或者加强体育锻炼。此外，大多数人还可能以某种方式整天忙碌，以便不去想自己会不会死的问题。（Pyszczynski  et  al，2000）文化提供另外的保护，因为文化会向人们传达“世界是公正的”这种观念。（Lerner，1965；Lerner  ＆  Miller，1978）形成这种观念是因为人们相信，这个世界是公正的，每个人所得到的是他该得的，而每个人该得到的都会得到：好人会有好报，恶人会有恶报。（见第473页及以下1页）接受了这种观念，死亡的来临及其后果是个人无法控制的事情。宗教给信徒灌输类似的观念，向他们保证，他们的生活方式能决定他们死后会遭遇的命运，是下“地狱”还是升“天堂”。许多人还试图给人们制造他们“不死”的印象，他们把能够比个人的存在更长久的东西，比如思想和贡献，留给社会，或者生孩子，从而使自己的许多影子还可以在自己死后继续活着。（Pyszczynski  et  al，2000）其实，许多成年人是不太怕死的，因为他们在生活中达到了他们认为重要的目标。这也同样适用于另一些人，他们认为，通过自己的活动使他人受益，是一种享受。（Neimeyer  ＆  Chapman，1980—1981）

与死亡过程和死亡事件相矛盾的经历  。在许多以西方观念为取向的社会里，20—25岁的人在现实生活中见过死人的只占4%。（Hahn，1968）他们是在一个似乎否认死亡的社会里长大的，因为死亡通告一般都说：某个人“走了”或者“安静地睡着了”；人们“安葬了离去者”，离去者“终于找到了安宁”。人们对死亡讳莫如深、不愿意回想悲伤的事情，这种情结与恐怖管理理论是一致的，是克服自身对死亡的恐惧的一种策略。（Pyszczynski  et  al，1998；2000）当然，很明显，人们一方面害怕使用诸如“死亡”或者“去世”这样的字眼，另一方面又喜欢观看那些描写死亡和谋杀的非常恐怖，甚至血腥场面的电影。电视中关于死亡的叙述和报道太多，以致一个21岁的人可能在电视上已看过成百上千次的死亡事件。（DeSpelder  ＆  Strickland，2004）在荧屏中看到死亡场面的人也许以为，这种恐怖的事情只会在假想的世界中，而不会在现实世界中发生。

怕死与年龄  。对死亡的恐惧有意无意地可以说出迥然不同的理由，最主要的可能有：担心在去世前经受肉体的痛苦、临终时孤立无援、不再存在、不能再继续在世时养成的兴趣和爱好。人们可能会想到自己的死对未亡人造成的后果，并担心自己的过错会受到惩罚。（Schulz  ＆  Salthouse，1999）

人们可能认为，一个人的年龄越大，对死亡的恐惧就越强烈，这与高龄人死亡的可能性大有关。然而，这是不正确的。大量调查结果证明，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在中年时期最为强烈，老年时期最弱，青年时期居中。（Gesser  et  al，1987—1988；Thorson  ＆  Powell，1990）事实上，人到中年，在自己的身体初现衰老迹象以后，需要积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了解这个发展问题并不是说要人们从此不再谈论死亡。老年人比年轻人甚至更频繁地想到死亡，只不过他们不像中年人那样害怕死亡。



3.3.3　面临死亡时的情感反应


伊丽莎白·库伯勒  －罗斯的开拓性研究  。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为了与病人闲聊他们的命运，在他们的病床前度过了成百上千个小时。（Kübler‐Rose，1969；1974）在这一过程中库伯勒－罗斯关注的是，这些大多为50岁左右的人，对自己的悲惨命运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她得出的结论是，她的病人有以下五种反应：

1.否认  。库伯勒－罗斯调查的许多病人作出的第一个反应是，简单否认无法治愈这种诊断（“这一定是搞错了”）。

2.发怒  。当病情的发展无法再否认时，癌症病人就开始发怒（“为什么偏偏让我赶上了？”）；他们甚至可能对其他健康的人表现出嫉妒。

3.交涉  。病人试图通过交涉推迟面临的死亡。他们向上帝承诺，做好事，以求延长生命（“让我多活几天，我也会作出回报的。”）。

4.沮丧  。病人越是接近生命的终点，越是真正认识到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就越会产生沮丧的情绪，因为他们知道，将要和自己的朋友、亲爱的同胞和所有家庭事务告别了。

5.认命  。只要死亡没有在诊断后迅速来临，病人就能够接受自己的明显不再能扭转的命运。他们既不高兴也不悲伤，更确切地说，是甘心认命。


插图3.12　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为了与行将就木的人交谈，在他们的病床前度过了成百上千个小时，同时发现了他们面临死亡时的情感反应。

对库伯勒  －罗斯认识的批判声音  。每个癌症病人真的都会经历库伯勒－罗斯所描述的情感反应的顺序吗？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反复的研究。总的说来，整个研究的结果表明，死亡过程没有一个可以总结的顺序。（Kastenbaum，1998；Howe，1992）库伯勒－罗斯没有充分考虑到，人们得知自己患有致命的疾病后会作出截然不同的反应。病人的年龄和疾病的种类都起一定的作用。库伯勒－罗斯所调查的病人大多是六十岁左右；这个相对年轻的年龄段的人还不愿意相信为他们作出的灾难性诊断；他们愤怒的是，这么早就被判定要死。另外一些研究死亡的学者发现，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不断在否认和认同之间徘徊。他们在整个死亡过程中的表现非常不同，情感反应也变化无常，比如愤怒、冷漠、害怕、希望、怀疑、震惊等等，出现的顺序是很难预测的。今天他们可能还乐观地谈论康复，憧憬着很快能够出院，第二天可能就心灰意冷，以为死期马上就会到来。（Shneidman，1973；1980）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年龄大的人要比年轻的人更容易接受这一点。人们在得到死期不远的消息后会作出什么样反应，宗教信念也起一定的作用。

通过宗教暗示减轻死亡的痛苦  。1974年，著作家厄内斯特·贝克尔被送入医院，当时他已处于癌症晚期。贝克尔一生中撰写了许多著作，探讨了人们与面临的死亡进行的抗争，比如《克服对死亡的恐惧：死亡的动力》。在他去世前不久的一次采访中，他说，只要对世间的事情作出宗教暗示，就会减轻死亡的痛苦：“能减轻死亡痛苦的，就是知道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的背后，存在着宇宙的巨大创造力，它只需要我们完成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使命”。（Keen，1974）

临终者会说出自己直到去世前不久的整个经历。在大脑丧失功能后，是否还有体验，不得而知。目前仅有的报告来自那些濒临死亡、但是通过急救措施“重新捡回生命”的人。信息框3.4介绍有关濒临死亡的人的体验的报告。

濒临死亡的人能体验到什么  ？

雷蒙·穆迪设计的濒死体验  。目前有许多关于几乎被淹死、从而濒临死亡的人的报告。有人心跳骤停；手术室里偶尔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病人“眼看着”就要死了。雷蒙·穆迪在成功地研究了许多这样的案例后，记下这类体验。从许多当事人的惊人相似的报告中，穆迪设计了典型的“濒死体验”：在一个独特的场合，病人听到了医生对他的死亡宣告。“他突然听到一种难听的响声，这种声音非常刺耳；与此同时，他有一种感觉，似乎是在非常迅速地穿过一个长长的、黑暗的隧道。然后，他突然觉得自己的身体飘然而去，然而周围的一切依然照旧；他似乎成了一个旁观者，隔着一段距离看着自己的身体。他的感情受到深深的震动，自己仿佛从这个孤独的观察位置参与复活的尝试。”（Moody，1975）

濒死体验的心理学上的重要结果  。人们通过濒死体验记得的这种感觉可能是大脑的发明，大脑某些部位的供血不足会导致产生这样的幻想。（Persinger，1999；Persinger  ＆  Richards，1995）此外，濒死体验引人注目的还有，许多当事人随后说，他们因此而在为人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面对生死有一种全新的评价，不同的信念和态度。（Grayson，1993）许多有过濒死体验的人说，他们不再拼命挣钱，不再看重任何竞争，也不再追求物质上的富足，而是比从前更关心别人的幸福（Groth‐Marnath  ＆  Summers，1998；Kin‐nier  et  al，2001）；他们还说，濒死体验使他们相信上帝的存在，从此

信息框3.3

以后他们在生活中将把宗教价值置于首位。（Schr9ter‐Kunhardt，1993）最后，还应当注意地是，这些濒临死亡的人没有提到任何他们感到害怕和痛苦的体验。精神病学曾经利用了这种反应。比如，斯坦尼斯拉夫·葛罗夫让患不治的癌症病人服某种药（所谓的致幻药），这种药一般能使人产生幻觉和错觉，也能使人获得濒死体验。他通过这种方式增强病人的宗教信心，打消他们对死亡的恐惧；许多病人都说，他们的情绪好多了。（Grof  ＆  Halifax，1977）  寻找形成濒死体验的原因  。在寻求对濒死体验的解释时，人们反复研究了这样的问题：当事人的大脑出了什么事。米夏埃尔·施罗特－昆哈特非常彻底地研究了这个现象，他总结说：“这种体验的产生不能归因于大脑缺氧和二氧化碳过剩，因为在氧气含量正常的情况下这种现象也会出现。身体自身的鸦片剂对这种体验的产生似乎也起了某种作用。”（Schr9ter‐Kunhardt，1993）施罗特－昆哈特坚持这样的信念：“我认为，濒死体验是明显地间接暗示了人死后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