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应用心理学的若干工作领域

经过至少八个学期的学习，获得心理学硕士学位或者再经过几年的学习，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只有少数留在教学和研究的学术领域。大多数心理学家都在大学以外的应用领域工作。



1.4.1　教育心理学


只有教育心理学的代表人物是个例外，他们主要在培养教育学家、尤其是教师的大学及研究机构从事教学和研究。他们在科研工作中通常研究学习和记忆的过程。他们提出（并检验）怎样促进公共学校以及继续教育机构的教学和授课的建议。这一专业领域的许多代表人物是专业的启发式心理学家。作为启发式心理学家，他们研究怎样改善教学（启发）。他们关注的不仅是“正常的”学生，而且还关注那些有学习障碍的学生。有些教育心理学家还把尽可能好地帮助那些有超常天赋的学生这个问题当作专门的研究课题。



1.4.2　健康心理学


健康心理学是一个非常新的应用领域。（Haisch  ＆  Zeither，1991；Schwarzer，1997；Stroebe  ＆  Stroebe，1998）健康心理学的代表人物感兴趣的是某种生活方式（比如，不喜欢走动、吸烟和饮酒）与健康的关系。此外，健康心理学家还研究紧张状态和与此相关的风险——死于包括癌症在内的各种疾病——之间的联系。（见第140、149页）他们还阐明社会帮助对于病人康复的作用。



1.4.3　环境心理学


环境心理学作为一个新的领域近年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环境心理学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每个生物都是通过自己的存在改变环境，但同时，环境也对每一个个体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环境心理学家感兴趣的主要是人们对大城市的生活条件的反应。比如，噪音、相对密集的人口以及越来越大的危害风险对大城市居民有什么影响？环境心理学家还与建筑学家在住宅区、房屋和办公室等的设计方面进行合作。此外，环境心理学家还研究怎样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这一问题。


插图1.13　环境心理学家想方设法提高居民的环境意识，以遏制地球上生活条件的日益恶化。



1.4.4　犯罪和司法心理学


那些缺少社会责任感、触犯国家法律的人必将受到法律的指控。在这一方面心理学家也大有可为。他们研究的就是犯罪和司法心理学（拉丁文forensis，指古罗马城市设在公共广场的论坛，那里进也行法庭审判）。司法心理学家协助解决在法庭审判之前和期间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他们还承担这样的职责：对在押犯及其重返社会（比如，审查是否适合提前释放）作出评价。判决的出发点是，只有在被告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场合，指控才能成立。可见，被告必须能够区别善与恶。司法心理学家可能受法庭委托鉴定被告的责任能力。当然，在事后鉴定一个人犯罪当时的内心精神状态或者对“屡犯”的问题表态是异常困难的。心理学家和精神病科医生在评判同一个案犯时往往作出不同的鉴定。（Hans，1989）另外，心理学家还参与证人证词的鉴定。（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第287页及本页的图表）



1.4.5　临床心理学


临床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个专业领域

关于一位研究学习和动机心理学家的经验  。许多人认为，所有心理学家都是从事临床工作的。彼得·格雷所说的经历很典型：“每当我参加一个聚会并被介绍是心理学家时，人们的反应要么是尴尬和沉默，要么是开始向我诉说他们的问题。我已经学会直接告诉他们，我不是那样的心理学家，不是给人治疗的临床心理学家，而是一个研究学习和动机的某些基础的学者和研究者。”（Gray，1999）公众认为所有心理学家都是从事临床工作的这种偏见，虽然作过无数次的解释，但似乎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广大居民的脑海。

临床心理学家的工作领域  。许多人把“临床”这个词与收治病人的医疗机构相联系，也确实有心理学家在医院工作。然而，临床心理学家的工作范围远远超出“临床”，如下面以德国1991—1995年的一项调查结果为依据所作的统计表所示。（Schorr，1991，1995a，1995b）


＊新联邦州与老联邦州相比，大多心理学家在诊所和精神病院工作，很少有自由职业者。

从这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临床心理学家不是像人们根据字面理解的那样，仅仅从事临床工作。这个专业领域的代表人物也从事教育和职业咨询的工作，他们不仅研究行为异常，而且参与关于学校、职业和教育生涯的咨询，还有一些从事婚姻、家庭和生活咨询的非常专业化的机构，从事诸如有关酗酒、吸毒和性（AIDS）的咨询。此外，有的临床心理学家还在为智障、自闭症儿童或有行为障碍的人所设的疗养院工作。

乍一看，临床心理学家的工作领域似乎非常广泛，多种多样。但我们仍能发现他们工作的一些共有的重点。他们采用诊断学中公认的心理学工作程序，并在提供咨询或采取治疗措施时以诊断结果为依据。（诊断和治疗往往是不能明确区分的，比如，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就是将治疗过程中的进步与当事人起初隐瞒的恐惧心理和矛盾的发现和鉴定相提并论。）临床心理学家首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所谓的预防，在预防的过程中，临床心理学家努力阐明并创造条件，尽可能地不让人发生异常的或偏离正常的行为。近年来，预防越来越受到重视（佩雷斯，Perrez1998），虽然德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卫生系统为预防措施提供的资金还远远没有达到要求。

洛塔尔·施密特说，大多数从事临床工作的心理学家接触的都是“各种紊乱和通过行为和／或体验以及身体的失调表现出来的疾病”（Schmidt，2001）。但是，“紊乱”是指什么呢？是指那些偏离正常也就是一般的、可以认为是“不正常的”行为方式吗？紊乱什么时候是正常的，什么时候是不正常的？

界定正常与不正常的行为的困难

例子：考试恐惧症  。在参加考试前，大多数人都有过他们认为对自己的生活总的来说不具典型意义的体验方式和行为方式：他们都说，恐惧感加剧、食欲减退、失眠，也许还有抽烟越来越多，等等。这种考试恐惧症可以认为是紊乱吗？可以看作不正常的行为或体验吗？什么是正常的或不正常的行为或体验这个问题一下子是说不清楚的。因此，罗纳德·科默断定：“人们所作的解释什么是精神紊乱这个问题的尝试，通常与需要回答的问题一样多。”（Comer，1991）

“紊乱”是有额外痛苦压力的偏离正常的行为  。科默指出，“紊乱”这个概念取决于一个社会的规范和价值。比如，由于性取向观念的改变，在几十年前还被看作“不正常”或者“紊乱”的现象，现在已被广大居民阶层所接受。目前，大多数临床心理学家不再把不正常现象，即一种统计上很少出现的行为当作一种“紊乱”的必要标志。只有当一个人同时有明显不适，感到不舒服、非常痛苦、可能无法履行日常职责时，他们才称之为“紊乱”行为。如果一个人的考试恐惧症非常严重，以致无法再正常地作考试准备，而且在这种心理影响下感到痛苦，那么这时就会产生紊乱，可能需要“治疗”，即需要采取心理治疗措施。可见，在出现“紊乱”的情况下，体验和行为都会受到明显影响。（Bastine，1998）

没有痛苦压力的“紊乱”  ？当然，对于临床心理学家所认为的“紊乱”，目前还没有一种全面的解释。格奥尔格·容尼奇（Jungnitsch，1999）指出，有一些“缺少疾病观念”的人，虽然被有的医生称为精神紊乱，但是没有遇到痛苦压力。一位青年大量抽烟、饮酒、吸食毒品，由于这些行为在医生眼里可能就是“异常的”，因为他们担心这样会有损健康。但是，这个青年本人绝不会将自己的行为看得很严重，而是会认为，这是得到同龄人认可的前提条件。

临床心理学家在解释一个人是否有精神紊乱的问题时，会采用他们认为各不相同的诊断方法。

通过诊断术把握心理特征

当事人是积极合作者  。不管是在咨询还是在治疗过程中，临床心理学家在参与解决心理问题之前，必须获得关于他们的参与者的一些信息。心理学家往往喜欢用“参与者”这一称呼，以表示他们期望得到他的积极合作；希望他不要像传统意义上的病人那样，仅仅被动地接受对自己的治疗措施。临床心理学家想要借助每次提问，通过观察获得关于当事人的智力、精力集中能力、情绪稳固性等等特征的信息。当然，区别在于，这种观察是在自然条件下，在询问、交谈的框架内还是在“规范的”测验条件下进行的。

在日常生活中的观察  。在日常生活中观察一个人，肯定能更好地对他进行了解。比如，老师可能会向教育心理学家请教这样的问题，他对待一个根据他的观察上课时经常捣乱的学生应该怎么办。心理学家通过在课堂上的观察也许会得到富有教益的启示。这种观察到的捣乱与教师的某些行为有关系吗？这种“捣乱”行为在其他教师的课堂上也出现吗？走进教室可能有助于解释这样的问题。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人们一旦发现有人在观察他们，他们就会改变自己的行为。因此，心理学家在观察时应当尽可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当然，在自然状态下进行观察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因此临床心理学家通常在咨询室中进行这些必要的观察。但是，他们必须考虑到，要观察的行为——比如说“捣乱”——在咨询室中与在比如教室这样的自然环境中，表现是不一样的。在这种人为设置的环境中，临床心理学家要观察他的参与者在谈话过程中的表现，而且要尽可能利用测验结果，从而得到另外的启发。

诊断性谈话  。临床心理学家乔治·凯利曾经给他的同行提出一条简单的建议：“如果你们想知道一个人的思想世界，那就直接去问他，他会回答你们的。”（Kelly，1958）诊断性谈话是临床心理学最古老的方法之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知识绝大部分来自他与病人的非常深入的谈话。进行这种谈话的好处在于，可以个别地迎合求助者的问题和需求。但是批评者们担心，问题的选择过于主观，单独与参与者谈话的心理学家可能对同一个参与者作出完全不同的评价。临床心理学家的不同理论流派更是如此。对于精神分析学家来说，参与者闭口不谈的东西与他所说的东西同样重要。与此相反，以行为主义为取向的心理学家只对实际发生的行为感兴趣。而以人本主义为取向的临床心理学家很可能主要关注参与者的主观看法，很少在意这种看法是否与事实相符。因此，要努力使谈话过程“规范化”；应当保证几个心理学家能独立地得出尽可能统一的结果。

规范化测试  。临床心理学发明了至少类似于诊断性调查规范化的各种测试方法。一种方法，如果详细地规定了怎样实施、利用和解释，就是规范化的。通过这些规定，无疑提高了“客观性”，也就是提高了多个观察者（还有测试环境）取得一致的程度。心理学测试由一系列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参与者提出的问题组成。所有这些测试的共同点是，借助一系列问题对各种行为方式进行抽样调查（Anastasi，1990），以便能够从中得出符合测试对象的普遍性结论。（London  ＆  Bray，1980）根据各自确定的目标，决定观察哪些行为方式。心理学家设计了据说可以推论出各种能力、技巧、兴趣、观念、价值取向和性格特征为结果的测试方法。每一种心理测试的设计都受到设计者的某些假设的影响。测试者要始终牢记这些假设，以便能够正确分析结果。第七章（见第336页）将详述传统智力测试的几种假设。


插图1.14　心理测试是诊断学框架内应用的最重要的心理学方法之一，心理测试的内容包括测试对象需要回答的问题。从一个人的回答中可以推断出他的特征。

影响求助者和参与者的方法

咨询和治疗的区别  。一个人去向从事临床工作的心理学家寻求帮助，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心理学家只要经过附加培训就可以进行治疗。举几个例子就能说明，那些行为明显异常的人（比如严重和持续的沮丧、酗酒等）和那些明显或有些难以适应某种生活环境的人是可以治疗的。首先，上面提到的去看临床心理医生的原因，往往就是不容易区分治疗和咨询。比如，在某种生活环境下，在决策方面需要帮助时，就可能寻求指导。在指导过程中，经常在考虑诊断结果的同时，首先向寻求帮助的人传递能够改善他们的决策基础的信息。比如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考虑到孩子的独特天赋，应该让他就读什么样的进修学校，或者哪种职业选择更适合临床心理学家诊断出的能力和兴趣。

相反，有些看上去能够治疗的病症却不是简单地给人一些信息就能治疗的。大多数人想通过治疗（但是往往也不能明确划定与咨询的界限）引起自身的改变，包括情感方面的改变。比如有些人向治疗医生寻求帮助，以克服乘坐飞机或当众演讲的恐惧。有些人也许不能独自处理近亲（生活伴侣、父母亲）的丧事。有些治疗医生擅长帮助人们解决夫妻共同生活中的问题。有些参与者去治疗，仅仅是因为他们对生活不满意，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最后，还有一些人去找治疗医生，是为了在医生的帮助下更多地了解自己并且更好地充分利用自身的机会。

信息框1.5以几个历史上的例子证明，采取治疗措施绝不是近代的发明。当然，以前几代人对于下面的问题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哪些行为需要“治疗”、它产生的根源是什么、是否可以治愈和怎样治愈等。

信息框1.5

行为方式“紊乱”和异常的人过去是怎样“治疗”的  ？治疗“紊乱的”或异常的行为不是近代的发明。相信魔鬼钻进了人类的身体，受害者便会表现出奇怪的、不可理喻的行为方式，这种信念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Coleman  et  al，1984）插图1.16展示的是石器时代的头盖骨，上面明显有凿孔，以便让魔鬼有机会重新离开人的身体。几个头盖骨都有骨愈合的痕迹，从中可以推断，被治疗者一定在手术后还活了几年。在古埃及（约公元前1500年）、中国和希腊都流传着类似的看法。在那里，人们希望能够驱逐这种想象中的妖魔鬼怪，设法使它们永世不得翻身。“着魔的人”要服用一种主要用壁虎血、鳄鱼粪和苍蝇屎混合制成的毒剂。


插图1.15　可以证明史前时期的治疗方法的石器时代的头盖骨。据说只要在行为可能异常的人的头盖骨上凿孔，就可以驱除妖魔鬼怪。

认为异常的行为方式是妖魔鬼怪的杰作这种观念，在中世纪也广为流传。在15世纪，教士承担了治疗的任务，他们先是用祷告和圣水驱赶妖魔鬼怪，如果遇到它们的“顽强抵抗”，就设法采用比较残酷的方法进行驱赶。从马丁·路德1540年的祝酒词可以看出，他把“可怜的痴呆”儿童称作“怪婴”或魔鬼的孩子，并且要求溺死他们，因为一个这样的孩子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肉体”。妇女可能被当作女巫而受到迫害。在1478年出版的一部巨著《女巫之锤》中，两位教士非常详细列举了女巫的特征。他们还描述了能够使这些受害者招认的方式。在这部著作中，列数了各种极为残忍的拷问方法。

从16世纪初起，认为人被妖魔鬼怪附体的看法逐渐失去影响力，而对精神疾病并没有一种继续得到公认的解释取而代之。行为异常的人越来越多地被安置到特殊的、不能享受人的尊严的疯人院里。最古老的疯人院可能是伦敦的圣马丽亚疯人院，从1547年起“傻子”和“疯子”就被送到这里。送到这里的人都要遭受折磨、鞭笞，而且伙食很差，以致许多人在进来后不久就被饿死。“不良的血液”被认为是抑郁或神志不清的根源。因此，静脉被定期切开，让血液流进早已准备好的皮口袋中。（见插图1.16右图）看守者把病人们提供给公众参观和取乐，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改善自己的收入。（见插图1.16左图）圣马丽亚疯人院不是一个例外，类似的收容所直到18世纪和19世纪在欧洲还广为流行。


插图1.16　疯人院收容的人被定期放“坏血”，坏血被看作是他们行为紊乱的根源。（右图）18世纪，看“疯子”是一种娱乐，图示的两位女观众就是如此。（左图）

18—19世纪，科学的进步使人逐渐形成了一种对异常行为的新的理解。归根结底，这是源于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50—377）表达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没有能够得到贯彻，而且被遗忘了十几个世纪。1793年4月25日（法国大革命时期），医生菲利普·皮内尔（1745—1826）成为巴黎一所主要安置“精神病人”的疯人院院长，这对一些病人而言是一种幸运的安排。这位院长上任（1793年9月2日）后不久，他的提案便得到了批准，大约50位病人摆脱了禁锢，从此以后，他们可以在整个疯人院自由活动。这位医生把这些病人当作人，待他们以友好和尊重。这种治疗卓有成效。可惜，起初模仿皮内尔的人很少。尽管如此，这也是把精神紊乱和行为异常的人看作病人的一个重要开端。冯特的学生、德国精神病科医生埃米尔·克雷佩林（1856—1926）在教科书中写道，心理和精神疾病是大脑病变的结果，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从而他提出了把行为异常内在根源归结为器官性异常。

但是，所有的行为紊乱都是器官性的吗？富有争议的奥地利医生弗兰茨·安东·麦斯默的研究后来据说启发了另外一种观点。当时在巴黎行医的麦斯默认为，看不见的磁流失去平衡的时候，疾病就会产生。通过触摸病人的身体部位，麦斯默往往能成功地使病人摆脱长年的瘫痪及其他病症。他的成功很快就传开了，并最终传到了学术界。显然，麦斯默使病人进入催眠状态并能够通过感应作用治愈他们的疾病，然而，由于他的“理论”和怪异的举止，没有得到承认。直到巴黎精神病学家让－马丁·沙可（1825—1893）继续麦斯默的工作、进行系统研究并应用之后，提出了另一种关于异常行为方式的观点。沙可指出，歇斯底里（其症状主要是突发的无力、瘫痪、听力或视力障碍，找不到器官上的解释）可以用催眠术治疗。沙可的研究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沙可和弗洛伊德认为，这些症状的根源在于病人本身。（见第33页及以下1页）如果想让病人摆脱病症，就必须对他进行相应的治疗。病人必须梳理自己尚未克服的事件并解决其中的矛盾。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医学观点：行为异常的根源在于病人本身。

还有一种观点是行为主义者提出的。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将行为归因于环境的某些条件。（见第11页及以下1页和第35页）对于学习心理学家而言，产生“紊乱”行为的方式原则上与正常行为相同。可见，人们只需改变行为的后果，就能解决行为紊乱。现在，大多数心理学家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行为紊乱是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他们承认内在的（可能还有遗传的）原因，但他们同时也考虑到，这些生物学的前提往往可以归因于（可能是不利的、“致病的”）环境条件。因此，鉴于各种紊乱，治疗学的目标是影响身体过程、适应环境或同时改变这两种因素。

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案  。20世纪形成的治疗方法数目非常庞大。有些治疗方法仅限于一个疗程，而有些治疗方法则需要延续几年时间；有些治疗方法主要针对参与者的认识，而有些治疗方法则是针对情感或行为的改变；有些治疗方法主要是采取谈话的方式，而有些治疗方法还包括身体练习。治疗医生将有些方法只用于某个参与者，而将有些方法运用于许多人。有些研究人员认为，他们至少能列出250种不同的心理学治疗方法（Corsini，2001），而有些研究人员能列出400种之多。（Karasu，1986）形成如此繁多的治疗方法，主要是由于不断发明新的治疗方法，而原有的方法绝不会以无效为由而撤销。（Parloff，1993）尽管如此，如果只选择那些证明至今仍然有效的方法，那么就屈指可数了，其中包括行为疗法和谈话疗法。（Grawe，1992）心理分析在一片反对声中是否仍能坚持下去，还很成问题。有些人认为，弗洛伊德的方法充其量能帮助受过良好教育的健康人更好地了解自我。（Michels，1990）不管怎么说，如果说有些当事人得到了这种方法的成功治疗，那么，这种成功也许都被归功于治疗医生积极的情感引导，而几乎不会被归功于心理分析学的解释和心理分析（Wallerstein，1989）。



1.4.6　劳动心理学、企业和组织心理学


以前的研究

弗雷德里克·泰勒与经济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泰勒在参观一家钢铁厂时，特别留意了一组工人，他们正在把40公斤重的生铁板搬到几米远的一个仓库，最后从那儿装上火车车厢。泰勒在仔细观察了这些工人的活动流程后就相信，只要对流程作一些改变就可以把生产力提高四倍。泰勒也许是正确的，劝说工人们认可了泰勒制定的流程以后，他们的效率就像预期的那样提高了。接着，工资增加了60%。从那以后，泰勒更多地被视为劳动和组织心理学之父。他对这一专业领域后来的研究明显产生了影响。根据他的观点，企业领导者的任务是找到合适的工人并对他们加以培训。

不过，泰勒认为，“一般的”工人天生就是懒惰的，但是通过金钱的激励能够使每个人完成单调的、累人的工作（流水线旁的劳动）。因此，人被看作“经济人”，主要通过金钱激励来激发积极性（见第315页及以下1页）。泰勒甚至相信，雇主和雇员有着相同的利益。因此，他的结论是，“同时满足工人的最高愿望——高工资——和雇主的要求——商品的低生产成本”——一定是“可能的”。（Taylor，1911）然而，这种简单的“激励理论”被证明是错误的。多种发展趋势促使人们不讲劳动道德，因而劳动成果的质量也随之下降。难道人的动机还可能由金钱奖励之外的其他因素决定吗？难道劳动生产率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吗？埃尔顿·梅奥（Mayo，1933）与几个同仁也对这些问题产生了兴趣（Roethlisberger  ＆  Dicjson，1939）。

霍桑效应  。梅奥和他的小组在芝加哥附近的一家大型电气公司的霍桑工厂对生产某些电话元件的女工们进行了观察。这些研究人员在得到第一印象后，就改变了工作场所的许多条件（比如照明设备和休息时间），并且断定，采取每一项措施都能提高生产效率。但是研究人员吃惊地发现，在他们一步一步地恢复原状时，生产效率也提高了（所谓的霍桑效应）。很明显，女工们作为一项科学研究的参与者得到了重视和尊重，这种感觉比物理环境重要得多。事实还表明，女工们在组装电话机时提高了自己的技术，从而乐此不疲，不再感到单调乏味。定期进行的调查实际上表明，所采取的措施使人减少了疲惫感。由于女工们在工作岗位上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所以她们也就承担了更多的责任。

早期认识：对劳动的满意度提高生产效率  。尽管梅奥的研究和结论当时遭到了激烈的批评和质疑（Ricem，1982；Walter‐Busch，1989），但他的认识对劳动和组织心理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此，许多心理学家日益关心的是，提高劳动满意度，而劳动满意度显然取决于工人的社会关系。现在，人们试图通过改善个人与同事和上司的关系来提高生产效率。心理学家继续致力于改善条件——这里指的是社会条件，以便使企业员工取得更大成效。直到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影响下，劳动和组织心理学家才重新确定了自己的任务。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影响：自我实现的愿望  。埃伯哈德·乌里希认为，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对自我实现和心理成长的需要受到了关注”。现在，劳动和组织心理学家尝试在企业里创造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能够让雇员把劳动当作自己的事情。泰勒详细规定了个人的工作，从而剥夺了工人所有的决定权，而现在，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影响下则要求工人参与决策。工人有机会合理运用并拓展自己的能力。鼓励企业承认人们对于自我实现、自我负责和自我克制的追求。乌里希解释说：“对于上司的自我认识来说，他们的任务不再是施加影响和加以控制，而是给以鼓励、支持和帮助。”（Ulich，2001）

承认并兼顾个体间的差异  。泰勒相信，人有劳动的动机，是因为他们想通过劳动获得尽可能高的收入。梅奥和他的同事们则勾画了一个在工作岗位上主要受他的社会需要支配的人的形象。以人本主义为取向的心理学家建议企业要考虑雇员自我实现的愿望，同时介绍了关于人的观点，默许从中可以充分看出每一个员工的特点。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除此之外，还应该承认，人们的需求各有差异，而且只有当人们提供给他们适合个人特点的工作条件时，才能兼顾这种差异。

在过去几年中，劳动和组织心理学家有时非常专业，以致在这一框架下无法恰当地描述他们的工作领域。（Hoyos  ＆  Frey，1999）为了对他们的工作至少有一个管窥，这里列举他们的几种任务和目标：人与工作条件的相互适应，促进工作满意度的提升。

心理学方法在人员选拔中的发展和应用  。

有人认为，在为选择适合的求职者而采取各种措施的时候，心理学家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这是不正确的，阿尔弗雷德·格伯特确信：“心理学家参与的资格审查不到10%。”（Gebert，1989）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非专业人员根据求职者的态度决定的。在决定录用哪些求职者之前，必须弄清楚，他们所具备的条件，是否能满足应聘岗位的要求。只需对工作加以分析，就可了解这些要求。

工作分析  。在人员选拔开始之前必须进行工作分析。进行工作分析以后，详细描述某个工作岗位或某项工作所要求的能力、知识和行为方式。人们通过询问那些能出色地满足工作岗位要求的人、了解直接上司的要求或者认真观察某个工作岗位的工作，获得必要的信息。最有启发性的是一个人在紧急状况下的行为，比如发生了采用通常的习惯做法无法解决、要求自发地做出正确反应的事件。

在了解胜任某个工作岗位或者某项职业活动需要哪些能力之后，就可以开始选择适合的求职者了。

面试  。通过面试，可以了解求职者的性格特征和特殊资质，因而面试的过程和结果，对于聘用求职者通常起到决定性作用。许多研究人员独立地调查了在面试基础上作出的聘用决策的成果。实际上，通过这种方式真的能成功挑选到合格的员工吗？还说不定，因为社会心理学家列举了许多使人产生错觉的错误。（见第457页及以下几页）那些以面试时留下的印象为依据的决策也是如此。面试者通常过于看重一个人的某些特征，而这些特征与将来能否顺利工作毫无关系。（Zedeck  ＆  Cascio，1984）考官当时的心情也可能影响人事决策。（Baron，1987）因此，毫不奇怪，在认真分析了相关的调查结果后可以综合认定，面试对于希望将来能顺利就职的人来说不是最好的方法。（Dorfman，1989）劳动和组织心理学家长期以来就试图弥补面试程序的缺陷。采用标准化的面试可能要好一些。（Hough＆Oswald，2000）最好给所有应聘者提出相同的问题，这样就能获得良好的可比性。（Campionetal.1998）

心理测试  。测试方法也可以帮助我们在选择候选人时少犯错误。（Staufenbiel  ＆  R9sler，1999）可以采用的测试方法有：智力测试——根据测试结果能够很好地预测一个应试者能否在多个工作领域顺利就职（Schmidt  ＆  Hunter，1998）——和性格测试以及职业兴趣测试。（Hough＆  Oswald，2000）

当然，围绕测试方法的运用或者至少对测试结果的乐观评价一直争议不断。（Drenth，1989）争议大多以这样的假设为依据：一些合适的特征在以后的发展中不会再改变。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有些应聘者经择优录取法被淘汰，而通过培训他们也能很好地完成所要求的任务，那么淘汰他们不是很可惜吗？改变企业分配的任务不是也能轻松克服那些吹毛求疵的缺点吗？

评价中心  。采用测试的方法在下述情况中也许是特别有理由的：要获得工作岗位，必须掌握某种娴熟的技能，或者必须取得明确规定的成绩。这种测试方法可能不适合用于领导岗位干部的选拔。劳动和组织心理学家为此发明了其他的方法。下面仅以所谓的“评价中心”为例（Gebert，1989；Krause  et  al，2001），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同时对6—12位候选人作出评价。不对候选人进行面试，而是为他们提出不同的问题：书面测试、角色扮演和他们所竞聘的岗位的典型工作。多位观察者对候选人的反应进行评价。这种方法较之其他方法成功率比较高。（Gaugler  et  al，1987）

因人设岗  。我们不能总想着去寻找那些在资质及性格特点都非常适合某个工作岗位的员工。我们同样也要努力创造让工作岗位适应人的条件。现在的许多岗位需要与复杂的机器打交道，操作失误可能给自身带来严重的后果。20世纪40年代以前，工作岗位上运转的机器基本上是一览无余的，充分重视可能出现的操作失误。在制造机器时只考虑技术方面。人必须适应机器，容忍可能的危险、无法忍受的工作环境和频繁的操作失误。人们充其量就是千方百计地通过相应的选择程序找到最能满足要求的工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应用的大量设备（雷达、飞机、潜艇）才要求人们在完全“非自然的”环境中作出复杂的、快速的反应，而且频繁出现操作失误，这时人们才认识到，必须将机器设计得更加方便使用。（Schultz  ＆Schultz，1990）

这样形成了一个新的领域，人们称之为“人机系统心理学”或工程心理学。在这个到处是技术设备的世界中，人们已经离不开工程心理学的服务。核电站的例子尤其让人难忘地证明了这一点。三里岛差点发生灾难，主要原因在于监控仪器和预警荧屏之间的距离太大。当监控人员在查看监控仪器时发现危险即将发生时，他们已经来不及赶到另外一个地方，以阻挡这一灾难性过程的发生（Kantowitz  ＆  Sorkin，1983；Dǒrner，2003）。在日常用品中，人们往往会忽视工程心理学家在形状设计方面的一份作用。洗衣机、照相机或者录像机生产出来了，而生产者事先并不知道，使用者怎样才能够最好地加以使用。（Norman，2002）比如说，如果一部机器上的不同功能的开关和按钮在外观上（颜色、样式等）有明显区别，那么操作就方便了。

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作满意度。

提高对工作岗位的满意度，现在已经是理所当然的预期了，这种预期是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影响下产生的（见第39页及以下1页）。然而，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工作的劳动和组织心理学家面临的是异常艰巨的任务。与泰勒的观点（见第51页及以下1页）不同，满意度不仅取决于报酬的高低，而且还取决于个人的预期、工作岗位的物理条件、同事关系好坏、上司的公正对待以及其他许多情况。能够简单预测工作满意度的实际影响吗？

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有人希望满意度的提高能够直接导致生产力的提高，这一点没有得到证实。满意度不一定能对劳动态度产生影响。（Oska‐mp  ＆  Schultz，1998）尽管如此，是否存在这样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不仅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很高，同时生产力也能提高？以前，主张参与决策的人断言，参与决策的引入能够增强劳动道德、降低旷工时间、减少辞职人数和提高生产力。（Marrow  et  al，1967）有人反复检验了这种论断后不得不得出结论说，这方面的内在联系绝对不是这么简单。（Locke  ＆Schweiger，1979）劳动和组织心理学家面对这种矛盾的结果，明确表述了他们的问题（Vroom  ＆  Jago，1988）：在哪些条件下，哪种参与决策证明是正确的？难道让员工直接参与或者通过选举出的代表参与决策过程吗？所有事务还是仅仅某些事务可以参与决策？上司对下属的决策参与该作出怎样的反应呢？他们是否会把下属的决策参与看成是对其领导角色的挑战，从而予以反对呢？事先如何防止他们作出这样的反应呢？有些研究成果可以回答这些问题的。这些研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试图回答怎样提高或者至少保持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这个问题。（Brandst－tter，1999）

工作积极性是内部和外部条件的结果  。对于许多员工来说，最主要的动机激励是能在工作中证明自己，因为这样他们就能在工作中得到承认并建立满意的社会关系。企业领导也可以做一些事，比如，制定假设员工能提高工作积极性的计划，方便他们设定自己也高度评价而且可以实现的目标。在许多企业中，通过这种“目标设定计划”减少了请病假和偷窃的人数；降低了成本，并且提高了员工的满意度。（Locke  ＆  Latham，2002）

对于劳动和组织心理学家来说，这些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为他们开辟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在工业企业中是否能创造条件，使员工愿意并有能力生产出在日益激烈的竞争条件下打开国际市场的产品，也取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