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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普通社区都热烈欢迎WPA,将它看作是一笔十分划算的交易。似乎在它的普照下,经历财政赤字和贫困交织的市政会迎来新的春暖花开。就像米德尔顿出版社的一篇评论文章所言:“本地纳税人只需支付不到一半的费用,就可以拥有新的桥梁、公园、会议厅和公共高尔夫球场。”这的确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人们近乎天真地把山姆大叔看成了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钱袋子,甚至不用百姓自掏腰包的慈善巨头。但是,随着局势的发展,他们渴望着资金早日到位,又担心滋生腐败、游手好闲的人增多,以及权力的衰落。渴望与担忧相互纠缠,深深地困扰着普通百姓。

    WPA的整个计划也因为无法避免的寄生虫而遭到了批评。在1937~1938年的不景气期间,WPA购买了价值1,500万美元的衣物,一是提升企业效益,二是为了分发给失业者。然而,报告却显示,很多没有救济资格的人也领到了免费工装裤、衬衫、被褥及其他生活用品。

    同其他政府机构一样,WPA也被人们讽刺为慈善作秀。对WPA与利益之间紧密相关的逻辑上,WPA的高层时刻保持着警惕,保持着清白的记录。但是,地方雇员却没有将这一原则贯彻到底。1938年的选举中,在宾夕法尼亚、肯塔基和田纳西等州的一些活动中,WPA工作人员的行为招致了很多负面的关注。于是,在1939年7月,国会通过了《哈奇法案》,旨在约束联邦政府任命的官员从事“不良的政治活动”。

    相较于WPA和PWA的刺激机制,私人企业却步履迟缓。尽管联邦的建筑费用从1925~1929年年间的1.88亿美元跃升到了1933~1938年年间的16. 3亿美元,但这期间私人企业的建筑量却不及大萧条前的一半。全国资源计划委员会资助的一项翔实的研究得出结论:联邦公共工程对国民收入和商业活动总量的资助效果微乎其微,让人大失所望。刺激机制的最明显的后果,像新政批评者所说的:让新政支持者得以安慰的,仅仅是鼓舞了雇员的信心而已。

    诚然,公共工程计划并非十全十美。与广大民众一样,行政部门也不愿意承认救济已经成了国家的长期问题。计划中的很多缓兵之计,以及它的关于联邦义务的模棱两可的定义,都是这种乐观主义的延伸。事后看来,铺张浪费、能够灵活应对紧急救济的WPA,应该出现在花钱谨慎、把联邦政府与私营企业捆绑在一起的PWA之前。然而事实上,却是本末倒置了。

    新政的理念在1936年的竞选中更为引人注意。行政部门活动的形式、规模和多样性,似乎更容易成为反对者攻击的靶子。山姆大叔不停地为众多活动融资,包括:商品的购买和销售,航运和铁路的运作,通货管制和调控价格,生产和销售电力,销毁和储藏农产品,教农民如何耕田种地,监管学校学生的饮食,沼泽湿地治理,买卖不动产,资助文学、戏剧、民间舞蹈和艺术等等。这一切活动也使得财政赤字的圆圈不断地扩大。反对派把批评的矛头转向了新政的家长式作风、它的集权和垄断,以及“幻想主义政府”的倾向。在政府充当监管者的体制下,总会潜伏着种种危险:新政所赞颂的“公共利益”,实际上会变成某个集团的利益,要么是实业家、银行家或退伍老兵的利益,要么是农民、劳工或者一大堆无所事事人的利益。

    米德尔顿出版社的编辑重新诠释了那句古老的格言:“无论是谁,只要他愿意任劳任怨、勤劳节俭,不浪费分分秒秒,他就可以登上顶峰。这就是美国的方式,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复兴的气息慢慢袭来,很多年老的美国人本能地、自然地转向了自力更生。他们说,从来就没有“每周工作40个小时”的人能够登上顶峰。1936年出版于的戴尔·卡耐基的《如何赢得朋友、影响他人》(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nce People)一书,注定要成为长盛不衰的畅销书,总共卖出了300万册。这一年,出现了很多由美国制造商协会资助的一系列电影短片,它们批驳各种“主义”,批评把资金浪费在琐碎的事情上,拒绝提升《宪法》的威信,否认机器消灭的工作岗位比它创造的就业岗位更多。

    (7)

    在克里夫兰市举行的会议上,参议员阿瑟·H.范登鲍勃的发言让共和党领袖们里发现了他们团结的纽带:“我只属于个集团,那个集团只有一句口号——阻止罗斯福。”然而,共和党的这一政纲也暴露出了对新政理念做出的让步。虽然共和党把“人民的活力、自立和品格”看作是经济安全的保障,但他们也承认,社会有责任“为被迫失业者、老年人提供保护,以保障他们的生活”,并要求联邦政府为各州养老金和配套资金制订具体的标准。

    此外,尽管公共工程与救济、政治与救济已经是泾渭分明的状态,但“为贫困者提供生活必需品”是必须的,非政治性的地方机构承担了救济的主要责任。共和党在其政治纲领中建议,为水土保持提供津贴,提供充裕的贷款,对非生产性土地退耕还田,鼓励合作营销。此外,要允许劳工在没有任何外来阻力的干涉下可以集体谈判。虽然最高法院以破坏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契约自由”为由,宣布纽约为妇女制订的最低工资无效,貌似堵死了各州权力的大门。但是共和党却支持各州采取措施,宣布雇佣童工和血汗工厂为非法行为,以保护妇女和儿童不受经济剥削。它的总统候选人阿尔弗雷德·M.兰登性情太过温和,缺乏自信,没有鲜明的个性和决策力,但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备战,尽量不让对手赢得一边倒的绝对性胜利。

    另一边,民主党人则把新政作为他们竞选1936年总统的基本政纲。费城大会上民主党代表全体起立,以雷鸣般的欢呼声再次提名罗斯福,然后静坐聆听候选人演讲,罗斯福滔滔不绝,扔出一句带有挑衅意味的话:“共和党人是经济上的保皇党人。”竞选活动中,他似乎更受“老山胡桃”①影响,而非杰斐逊的庇护。

    这是一场人民与金钱利益集团之间的较量。在选举当天,罗斯福佩戴了杰克逊那根粗重的金表链以求好运。他最富有战斗性的一场演说献给了麦迪逊广场花园。在那里,他先是回忆了“股市疯狂的9年,还有排在长长救济队伍中等待的漫长3年。那是沉浸在海市蜃楼中的狂热与癫狂的9年,和悲观绝望的漫长3年。”他接着说道:“今天,我们尽全力,用强大影响力去恢复这样的一种政府,我们的信条是:最中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共和党人的反对也让他兴致勃勃:

    纵观国家的全部历史,从未有过哪些势力像今天的他们那样,如此团结一致地联合起来反对一位总统候选人。他们步调一致地反对我,我感谢他们的仇恨。

    我想这样总结我的第一届政府:在这届政府中,自私和集权的力量遭遇了劲敌。我想这样畅想我的第二届政府:在这届政府中,这些力量遇到了他们的老师。

    (8)

    一篇揭露选举经费的分析大选的文章,为这番话作了很好的注解。在这次竞选中,共和党人花费了近900万美元,而民主党人仅花费了525万美元。1928年和1932年,银行家都是民主党竞选经费的最大捐助者。而在1936年,他们纷纷倒戈,投资公司的老板、钢铁和化学品产业巨头、连锁店和邮购公司的执行官,以及像出版家赫斯特和石油商J.霍华德·彼尤这样的富人,全都慷慨解囊,将资金送进共和党人的保险柜。另一边,电影制片人、剧院老板、酒和烟草利益集团的代表,以及专业人士和劳工组织的很多成员,则把钱塞进民主党人的腰包。即使不种庄稼也能得到报酬的农民坚定地站在民主党一边,数百万等待救济的人,也奉献着他们对总统的爱,以及手中的选票。

    最后,罗斯福以将近61%的普选票赢得连任。这样的胜利,是现代美国的任何一位总统都无法企及的。1932年,罗斯福只不过得到了57%的普选票,而这次竞选所吸引到的选民比1932年的选举多出了将近600万,民主党人席卷了46个州。在罗斯福的所有死对头中,最不服气的当属赫斯特。在竞选结束几天后,他才万分不情愿地承认,美国历史上除了杰克逊之外,还没有哪个总统能取得“绝对压倒性的吸引力和绝对压倒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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