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反常识》这本书虽然写了3年多的时间，但在我的脑海里却酝酿了6年之久。写书的这段时间里，我有幸在一些出色的机构中工作，遇到了很多难忘的人。我由衷地感谢大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下诸位。

首先，我非常感谢雅虎公司在过去3年里为我们提供的激励和支持并存的研究环境。在当今这个时代，居然还有一家美国大公司选择投资一个致力于基础科学的研究机构，这实在令人惊讶。但没错，这恰恰是雅虎研究院的使命。我们100多位研究型科学家也为公司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工作中，包括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所体会到的自由度和灵活性，对我而言都意义非凡，这要归功于我们的研究主管普拉巴卡·拉加万（Prabhakar  Raghavan）的领导。我还要感谢普雷斯顿·麦卡菲（Preston  McAfee）和罗恩·布拉奇曼（Ron  Brachman），他们给了我支持和鼓励；感谢我的同事沙拉德·戈尔、丹·戈尔茨坦、杰克·霍夫曼、塞巴斯蒂安·拉哈伊（Sebastien  Lahaei）、温特·梅森、戴维·彭诺克、戴维·赖利、丹·里弗斯（Dan  Reeves）和锡德·苏瑞（Sid  Suri），从他们那里我学到了很多。我还遇到了一群既可以与之激烈争论又可以愉快共事的人，在这里我也要感谢他们。

加入雅虎公司之前，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系度过了几年，那也是对我影响巨大的几年。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在我没有社会学学位时就聘用了我，耐心地容忍我对社会学的浅薄认识，并毫无保留地指导与教育我。现在，我不能说自己已经成为一位“真正”的社会学家，但已经进步了很多。我还要特别感谢彼得·贝尔曼（Peter  Bearman）、乔纳森·科尔（Jonathan  Cole）、迈克尔·克罗（Michael  Crow）、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戴维·斯塔克（David  Stark）和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感谢他们多年来的支持和建议，还有我的学生和合作者，彼得·道兹、古奥吉·科斯涅茨、罗比·穆罕默德和马修·萨尔加尼克。我也很感谢已故的罗伯特·默顿，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史上的一位杰出学者，在我研究生涯的早期，他给了我莫大的鼓励，而他留下来的工作也不断激励着我。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那些年，我的研究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詹姆斯·麦克唐纳基金会（James  S.  McDonnell  Foundation）和美盛基金（Legg  Mason  Funds）的支持，彼得·贝尔曼领导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研究所还给我提供了宝贵的行政支持和办公空间。没有他们，《反常识》这本书中的大部分研究将无法实现。之后，我有幸成为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和圣塔菲研究所（我的智库之家）的访问学者。2007年，纳菲尔德学院为我安排了两个月的假期；2008年和2009年夏天，我在圣塔菲研究所度过了几周的假期，没有这些重要的假期，我是不可能从日常工作中抽出身来完成这样长的一个写作项目的。在这里，我要感谢纳菲尔德学院的彼得·赫斯特罗姆（Peter  Hedstrom），以及圣塔菲研究所的杰弗里·韦斯特（Geoffrey  West）和克里斯·伍德（Chris  Wood），感谢他们为我的访问提供的支持和帮助。

最后，我要感谢那些帮助这本书出版的人。感谢皇冠出版社的编辑罗杰·肖勒（Roger  Scholl），他不仅为我加油鼓劲，还为我指明方向，在漫长的编辑过程中，他经常帮助我重拾写作的热情，也让我避开了很多自己挖的陷阱。感谢我在威廉·莫里斯经纪公司（William  Morris  Endeavor）的代理人苏珊妮·格鲁克（Suzanne  Gluck）和埃里克·卢普尔（Eric  Lupfer），在我整合最初的观点时，他们为我提供了巨大的帮助，还在我的写作过程中提供了宝贵意见。感谢沙拉德·戈尔、丹·戈尔茨坦、维多利亚·约翰逊（Victoria  Johnson）、迈克尔·莫布森、汤姆·麦卡锡（Tom  McCarthy）、斯科特·佩吉（Scott  Page）和查克·萨贝尔（Chuck  Sabel），他们在阅读本书初稿的过程中指出了很多错误和疏漏。感谢我的朋友和家人，他们忍受了我多年来对这本书的牢骚抱怨，感谢他们的宽容和忍耐。虽然我并不是最擅长解释是非纠纷的人，但我希望，当你读完这本书之后，一切都会变得清晰明了，甚至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