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因素导致器官捐献率如此不同

几年前，心理学家埃里克·约翰逊（Eric  Johnson）和丹·戈尔茨坦（Dan  Goldstein）在一项研究中发现，欧洲不同国家间的公民同意捐献器官的概率最低可至4.25%，最高则达99.98%。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些概率并不是分散在整个范围内的，而是集中在了两个极端上，要么就是百分之几或者百分之十几，要么就是90%以上，几乎没有中间值。1

如何解释这一巨大的差异呢？这是我在该研究发表后不久，在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的课堂上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当时我给学生举了两个国家的例子，它们被匿名为A和B。A国大约有12%的公民同意捐献器官，而在B国则有99.9%的人愿意。然后请学生们思考是什么样的差异导致两个国家的公民做出如此不同的选择呢？学生们非常聪明，他们想出了很多可能性：有的学生认为，可能一个国家信教而另一个国家不信；有的认为一个国家的医疗水平更先进，器官移植的成功率比另一个国家高；有的则认为一个国家的意外死亡率更高，因此可用器官更多；还有学生认为，一个国家强调集体意识，而另一个国家则重视个人权利。

这些解释都有道理，但让学生意想不到的是，A国是德国，而B国则是奥地利。

我的学生被难住了，德国和奥地利究竟有什么不同呢？他们没有放弃寻找答案，也许在法律或教育体系上存在他们不知道的差异？或者奥地利发生过一些重大事件或媒体宣传激发了人们对捐献器官的支持？这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系吗？又或许奥地利人和德国人其实差异很大？虽然学生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但他们相信肯定存在什么重要因素，这种巨大差异绝不是偶然产生的。其实并非如此，只是导致这种差异产生的真正原因你一定想不到。尽管我的学生很有创意，但他们也没有得出那个无比简单的答案：在奥地利，默认选项是成为器官捐献者，而在德国，默认选项是不成为器官捐献者。两国在政策上的差距微乎其微，只是发一封简单格式的邮件和不发邮件的区别，但这个简单的操作足以将捐献率从12%提高到99.9%。奥地利和德国的情况也适用于整个欧洲，所有原本器官捐献率高的国家都用了“默认参加”政策，而原本器官捐献率低的国家则用了“默认退出”政策。



被忽略的“默认选项”


理解默认设置对选择起到的作用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对人们的选择及其原因的看法几乎影响了所有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果的解释。随便读读某份报纸上的专栏文章，看看电视上某个专家的节目，或是听听深夜电台的访谈节目，你都能看到或听到很多有关“为什么我们选择这个而不选那个”的理论，这些信息不断轰炸着我们。尽管我们经常谴责这些专家的理论相互矛盾，但事实是，无论是政客、官僚、报纸专栏作家，还是企业高管或普通百姓，所有人都有自己信奉的人生选择理论。其实，无论是对政治、经济政策、税收政策、教育制度、医疗制度、自由市场政策、全球变暖事件、能源政策、外交政策、移民政策，还是对性行为、死刑、堕胎权或者消费者需求等所有关于社会影响的讨论，都明确或隐含地说明了人们为什么做出选择，以及如何被鼓励、教育、法律约束，或者被迫做出不同选择。

从日常决策到重大的历史事件，世界上的选择无处不在，它与生活的每个方面都息息相关，所以毫无意外，关于人们如何做出选择的理论也是大多数社会科学关注的核心。经济学家詹姆斯·杜森贝里（James  Duesenberry）在评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早期的一篇论文时曾打趣说：“经济学都是关于选择的，而社会学是关于人们为什么没有选择的。”2实际上，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一样也非常关心人们如何做出选择，更不用提政治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以及法律、商业和管理学者了。尽管如此，杜森贝里还是认为，20世纪，不同的社会和行为科学家更倾向于用完全不同的方法研究人们如何做出选择。最重要的是，他们在人类理性的本质和重要性上有不少分歧，有时甚至水火不容。